本欄上期講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澳門，並非實行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當時，澳門在葡萄牙殖民時期，一直都是葡萄牙委任澳督空降而來當行政首長管理，而澳門官方語言為是葡萄牙語，大部分的澳門華籍居民都不懂葡萄牙語，故此基本上與公職無緣，或只能從事最基層，不需要葡萄牙語溝通的工作，公職文員以及領導人員都主要由土生葡人擔任。而土生葡人在澳門幾代紥根，已視澳門為故鄉，他們團結維護他們社群在澳門的權益，而和空降而來主要是維護葡萄牙殖民利益的澳督形成利益對立，於是雙方出現了政治的角力。1976年2月17日《澳門組織章程》頒佈生效，澳門開始有自身的立法機關（澳門立法會及總督），澳門政治逐步民主化。1980年，當時以立法會主席宋玉生為首的土生葡人議員提議修改《澳門組織章程》，將立法會由17度改為24席，且全由直選產生，而立法會議員更可以透過不信任票彈劾官員。這無疑是削弱了總督的權力，而且以土生葡人為主的選民和議員就掌握了總督及主要官員的罷免權。時任總督伊芝迪當然不會自行閹割權力而接受，於是斷然拒絕。
關於澳督與土生葡人公務員的權鬥問題，早在第122任澳門總督李安道時經已產生，當時澳門人口不多，正如上述所講，能講寫說好葡萄牙語的澳門居民，主要還是土生葡人，他們基本上壟斷了公務員的崗位。由於社會發展起來，公務員崗位需求增大，尤其是知識文化及專業技術人員更加有迫切的需要，澳葡政府又不能聘到足夠懂葡萄牙語的公務員，李安道為解決政府高級行政及技術人員的人數及質素不足的問題，採取總督的執行權，由葡萄牙增聘各種專門人員到澳門補充技術公務的不足，這些人員涉及教育、衛生、經濟、財政、電力、工程及設計等各個領域。而接著李安道的第123任澳督伊芝迪和第124任澳督高斯達同樣延續了這個政策，甚至將重要的職位讓外聘而來的葡萄牙技術人員擔任，土生葡人被排擠到政府高職之外的職位，這令到土生葡人公務員感到不滿。
宋玉生提議修改《澳門組織章程》，將立法會由17席改為24席，且全由直選產生，其中遇到的反對聲音是來自華人的立法議員。當時，澳門的立議會議席總數為17席，直選、間選與委任議席分別為：5名由澳督在當地社會享有相當聲譽的居民中指名出任；6名由直接普遍投票選出；6名由間接投票選出。如果立法會議席全部由直選產生，而當時幾乎只有土生葡人享有選舉權，華人居民無從參選經驗，保留間選和委任議席反而對華人來說是較為有利的政治條件。當時的華人議員，甚至是親中的土生葡人議員代表都反對立法會議席採用由直選產生。
在1976年2月17日《澳門組織章程》頒佈生效前，澳督是身兼立法會主席，在法案生效後，澳督就失去了立法會主席的身份，而只擔任行政首長。由於澳門出現了兩個權力機構：行政和立法，而且相互在權限上出現重疊。立法會與澳督的政治鬥爭通常表現為兩種形式，分別為：立法會對執行權頒佈的有關法令予以追認；總督代表執行權拒絕簽署及頒佈立法會通過/追認的法律/法令。
以上前一種形式，立法會是對立中主動的一方，而在後一種形式的主動方則是總督。翻查資料，自1967年至1984年，由澳督高斯達提請葡萄牙總統解散澳門立法會為止的8年中，立法會行使或部份議員嘗試行使追認權的事件共有6次。

宋玉生（澳門記憶圖片）
澳門總督高斯達系列之二
澳督與立法會8年內發生6次權鬥

澳葡時期的立法會在澳督府內舉行（互聯網圖片）
（本系列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