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顯示，人們對疏散的定義似乎有點奇怪。

山竹吹襲澳門，祐德碼頭有大量海水湧入城市。

山竹吹襲澳門，十月步五街一帶成澤國。

雖然同為十級颱風，但天鴿（右）結構仍較山竹（左）緊密。圖片來源：NASA
每次大雨或颱風來襲，我都條件反射地詢問開店朋友，是否需要幫忙搬出厚重防水閘。這時高至半米的鐵閘便出現在澳門大街小巷，它們橫置於店舖門口，一半的店內景觀被遮擋，顧客入內也不方便，但少有聽到抱怨，某些店舖甚至長年設立防水閘，人們也見怪不怪，成為澳門街道的風景之一。 民調顯示，人們對疏散的定義似乎有點奇怪。 人們體諒，因為大家都有不想記起的回憶。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級颱風「天鴿」吹襲澳門，造成10死200傷，水浸高度達2.25至3.1米，災情屬澳門回歸之最，也有資格排進五百年開埠史頭三甲。十級是什麼概念？澳門的颱風警示分一、三、八、九、十級，由三級升至八級已是「質」的飛躍，其時學校機構停班停課，陸路交通幾乎停止。是以八級的澳門已穿上防彈衣，但比十級「天鴿」威力還是低了兩個檔次。 意外地，澳門作為每年均受颱風遭訪的現代化城市，竟如此不堪一擊。人們歸責於時任氣象局局長不力，包括太遲將颱風升級與內部指令混亂，其最後落得辭職下場。但一些事後研究認為，從技術上說，氣象局的信號發放尚算「合理（REASONABLE）」，只怪「天鴿」威力升級太快。 我不是氣象專業，無法從技術層面驗證結論，遂將焦點轉向社科研究領域，還是發現了些有趣分析。 本文介紹兩篇研究，一篇由日本研究團隊分析澳門人在兩場相近的十級颱風，即二〇一七年「天鴿」與二〇一八年「山竹」颱風期間，對政府處理風災的民意變化；另篇介紹澳門大學教授陳建新等人，關於政府處理「天鴿」危機的分析。 但分別介紹沒有意義，故本文將串插講解兩篇研究，來場由我操刀的「學者對話」。 山竹吹襲澳門，祐德碼頭有大量海水湧入城市。 看似不合理？ 首先，來挑戰一下大眾認知。 日本團隊在二〇一八年「山竹」吹襲後三個月進行的民調確實顯示，超過84％受訪者認為「天鴿」的威力更強，認為「山竹」更強的只有5％，兩者看似威力懸殊。但研究者認為這樣的認知其實頗反直覺。 因為從客觀數據看，縱使「天鴿」在颱風結構上確實更緊密（COMPACT）更強，但不要忘記「山竹」本身也是十級風，等於兩者也是同級對手，大眾認知的巨大差異其實不太合理。 再者，從颱風信號的發出時間看，「天鴿」颱風從一號到八號風球的懸掛相差了22小時，而「山竹」從一號到八號相差只有15小時，照理來說越早掛出更強信號，應該代表颱風的威力越強，官方希望人們更早防備。 認知差異如何產生？研究者從距離和時間作出解釋。 回到兩場颱風脈絡，「山竹」的八號波是在颱風仍距澳門350公里時的凌晨兩點發出，雖是深夜，但也代表民眾有更多時間準備；相反「天鴿」的八號波是在早上9點發出，這時颱風就只距100公里了。 是以，雖然距離因素有點像開放性解釋，但如果考量脈絡實際與人們情感，「天鴿」強於「山竹」的認知也就合情合理。因為一個早有心理準備應戰，一個則是醒來才知出事了；一個沒死人，一個卻賠上數十人命⋯⋯ 研究人員在現場測量水浸高度。圖片來源：HIBOKABO@ WIKIPEDIA 怎樣才是安全疏散？ 另一個有趣調查結果，是人們在颱風下的安全認知。 民調顯示，超過七成回應者表示當颱風達八號級別就會疏散，但人們對疏散的定義似乎有點奇怪，大部份人並非疏散到更安全地方，而只是遷移到家裡更高處或更高樓層（例如家裡二樓）。這樣的散疏似乎並不安全，因為颱風來襲時整體建築物都受影響，只遷移到家裡更高處，著實有點鴕鳥心態。 研究者又在想，人們的選擇為何如此不合理呢？ 同樣用換位思考找到合理解釋。首先從心理面看，人們一般認為家裡才是最安全舒適的地方，到其他地方避難反覺陌生害怕；其次，或者說更關鍵的因素，是不少人仍要依靠電視與電台來接受官方最新資訊，不懂上網的長輩們也同樣只能依靠這些渠道。回到二〇一七、一八年，官方在社交平台的資訊通報系統也不算成熟，如此阻礙了資訊傳播。 山竹吹襲澳門，十月步五街一帶成澤國。 政府表現又如何？ 最後來到或者是最多人關心的問題：人們怎樣評價官方在處理兩場相隔一年的颱風表現？ 一面倒地，超過45％受訪者認為政府在處理「山竹」颱風上，有了極大改善(QUITE A LOT)，頗有改善(YES BUT SLIGHTLY)的也有22％，沒有改善的只有僅僅2％。 兩場只隔一年的颱風，照理系統性檢討、防水基建都還未完成，死傷畫面仍瀝瀝在目，為何人們的觀感仍產生巨大變化？官方到底做了什麼力挽狂瀾？另一篇澳大學者的文章嘗試尋找答案。 從40多篇媒體報導中，澳大的研究團隊按照危機處理應有步驟，重新疏理了「天鴿」風災前後，包括政府、立法議員和大眾等各方表現。他們發現，雖然官方在危機發生前沒有做好前期準備工作，但在後續回應上，官方仍傾盡全力回復社會運作與重建大眾信心。 例如時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帶領一眾官員向大眾道歉、追究氣象局局長責任、頒佈緊急法請求駐澳解決軍援助、快速回復供水供電、並在後期諮詢各界改善方案，成立改善委員會等。 可以說，該研究鉅細無遺地列點各種官方回應措施，並認為這些措施符合危機管理應做之事。然而我們說過本文是要「學者隔空對話」，沒有火花當不好看，記得上部份介紹的訪談研究中，大眾普遍認為政府在「山竹」處理上有了極大改善嗎？ 換句話說，大部份人不認同政府在「天鴿」上的應對表現。民調亦顯示，69％受訪者認為政府在「天鴿」的回應太晚。奇怪了，一篇研究指官方在「天鴿」的後續處理符合危機管理表現，另一篇研究卻揭示民眾對官方表現並不滿意，為什麼？ 道理或許也很簡單，官方做事是一回事，民眾的主觀認知，卻仍受不同因素影響，如過往政績、現場環境等等。例如解放軍援助既可被解釋作官方英明決定，也可被視為政府不力而需請求外援；此外在「天鴿」現場，更多的是社區和社團自發組織的救援工作，是否將榮耀歸於官方，同樣值得疑問。 如此，官方的努力無法獲得大眾認同，也就不足為奇了。 雖然同為十級颱風，但天鴿（右）結構仍較山竹（左）緊密。圖片來源：NASA 結論：災情之後 本文介紹的兩篇研究，算是分別從自下而上的民意調查，與自上而下的官方回應措施兩方面，交叉探討了「天鴿」和「山竹」兩場十級風暴。或許是官方在「天鴿」後的檢討措施真起作用，也或許只是「天鴿」災情過於慘烈所形成的強烈對比，人們普遍滿意官方在「山竹」的表現。 最後再說一個研究者發現的奇怪地方以作結。 當人們在研究者於二〇一八年進行的訪談中，滿意官方的「山竹」治水表現時，其實大部份防水設施（如600多米防水閘）在此時都未建好。為何大眾又自我感覺良好了？ 研究者認為，雖然防水閘等硬建設未做好，但諸如「在交通燈柱貼出風暴潮警示說明」等在「天鴿」風災時沒有的軟性措施，仍極大地提升了人們對災難危險性的認知。 這些「德政」，如研究者的話來說：「都是用『天鴿』悲劇換來的結果」。 參考資料： ．TAKAGI, H., XIONG, Y., & FURUKAWA, F. (2018). TRACK ANALYSIS AND STORM SURGE INVESTIGATION OF 2017 TYPHOON HATO: WERE THE WARNING SIGNALS ISSUED IN MACAU AND HONG KONG TIMED APPROPRIATELY?. GEO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RISK FOR ENGINEERED SYSTEMS AND GEOHAZARDS, 12(4), 297-307. ．TAKAGI, H., YI, X., & FAN, J. (2021). PUBLIC PERCEPTION OF TYPHOON SIGNALS AND RESPONSE IN MACAU: DID DISASTER RESPONSE IMPROVE BETWEEN THE 2017 HATO AND 2018 MANGKHUT TYPHOONS?. GEO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RISK FOR ENGINEERED SYSTEMS AND GEOHAZARDS, 15(1), 76-82. ．KIN-SUN, C., ZHENG, Z. X., & GONG, R. L. (2018). A STUDY ON CRISIS MANAGEMENT OF TYPHOON HATO IN MACAU. JOURNALISM, 8(1), 1-12. 這篇文章 請回答二〇一七，重探那場傷亡慘重的澳門颶風：這些研究結論你認同嗎？ 最早出現於 論盡媒體 ALLABOUTMACAU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