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與中國未來

    三、和平統一台灣與香港和澳門和平回歸的同異

    由上可知，中國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式釋放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信號，雖然這個設計一開始是因為台灣而起，但由於歷史的際遇，後來卻首先用在香港和澳門的回歸，並且獲得了完全可以彪炳當代中國歷史，示範人類社會的偉大成功。可以說，二十世紀的中國因“一國兩制”之國策獲得了最大的國家利益，中華民族因“一國兩制”獲得了最大福祉。

    在此，必須指出的是，由於“一國兩制”首先適用到香港、澳門，故給世人，尤其是台灣人民一個印象，似乎將來在台灣實行的“一國兩制”就是這個樣子。但是，從上述歷史考察可知，將來在台灣實行的“一國兩制”與現今香港、澳門實行的“一國兩制”，無論從性質上還是內容上都有很大不同。換句話說，“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與現在我們看到的香港、澳門方案是不同的。它在用於台灣時，肯定要有相應的調整，以使其能夠符合台灣的實際情況，切合歷史與現實所給定的條件，從而最終能夠被各方面都接受。如果說，“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高度智慧體現，那麼必要的調整則是高度智慧的繼續體現。做出這種調整的必然性在於，台灣在中國的歷史地位和現狀，台灣在國際上的所處地位與香港、澳門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說，台灣和港澳對於中國而言，有相同，但也有不同之處。而其不同，決定對這一國策做調整的必然。概括地說，相同之處簡單明確，即同屬中國領土、同為中華文化、同為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在此更主要的是要了解他們之間的不同。

    第一，台灣歷史地位與香港和澳門不同，不存在回歸問題。從中國近現代歷史看，鄭成功收復台灣之後，台灣始終是在中國管轄之下，一八八五年正式成為中國的一個省。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之後，清朝政府與日本簽署了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台灣自此開始了近現代史上的“日據時期”。但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美、英三國發表《開羅宣言》，明確三國聯合作戰的目的之一是“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包括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一九四五年，中、美、英、蘇四國簽署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再次重申此項條件。同年十月廿五日，中國正式收復台灣和澎湖列島。由此可見，早在二戰結束，台灣就已經在中國治下，因而不存在回歸的問題，這是與香港、澳門的重大不同。

    第二，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部事務，與他國無關。今日大陸與台灣的隔海分立局面，是由於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國民黨敗退台灣據守一方造成，它純粹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是因為主義之爭或政權更替所造成，不涉及國家主權，更與其他國家沒有關係。台灣問題如何解決，是大陸和台灣雙方共同決定的國事，協商溝通的空間很大，而且也會比較靈活。事實上，一九四九年至今，大陸和台灣雙方均已經從最初的政治敵意轉化為政治互認，不只是大陸方面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台灣方面的主流政治表達也是“一個中國”，而主流社會更是認同中華文化，認同台灣絕大多數居民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所以，對於台灣的歷史與現實，必須要給予承認和尊重。只有這樣，雙方必然基於民意的對等溝通乃至談判才有可能。香港和澳門問題則不然，它們的回歸涉及國家主權，而主權問題沒有討論餘地。收回香港、澳門是必然的，取決於中國單向的政治意願。

    第三，台灣有其因歷史形成的特殊國際政治地位，這點與香港和澳門的不同。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五日，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作為一個國際社會承認的主權國家重返國際舞台。與此同時，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區域，台灣當然地失去其在聯合國的席位，不能再以一個國家實體參與國際事務。但是必須看到，由於歷史的原因，台灣在國際政治當中仍然扮演着一個角色，台灣在國際社會中仍然可以獲得一定的國際政治利益。如何讓台灣的地區性國際政治利益與整個中國的國際政治利益融合為一？這是和平統一必須考慮的問題，是一個考驗雙方政治智慧的大題目。在這方面，它與香港和澳門當然不同。香港作為鴉片戰爭後根據中英不平等條約而產生的殖民地，澳門作為葡萄牙實際管治的準殖民地，其國際政治地位與台灣不可同日而語。

    四、解決台灣問題的路徑思考

    第一，既然台灣等歷史與現實情況與香港、澳門有諸多不同，那麼就要將和平統一台灣與收回香港和澳門區分開來。從歷史上看，“一國兩制”的初心是用以實現和平統一台灣。當初設計的方案，雖然大部分內容後來用到了在港澳實施的“一國兩制”，但有一些內容，且具有標誌性的內容，不可能適用，如軍隊的問題。這就為將來在台灣實施“一國兩制”留下了相當大的空間。

    第二，“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獲得了歷史性的成功，但其運行和實踐的得失會直接影響到台灣的政治生態。香港二○一四年非法“佔中”運動和二○一九年“反修例”風波，讓人們更直觀地認識到“一國兩制”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相反，會挑戰不斷，故必須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予以應對。有香港學者認為，近年香港出現的現象，從“佔中”到“反修例”，從“反修例”到“黑暴”，反映出“一國兩制”的實踐已經嚴重出軌，脫離了其原有的和應有的軌道。事實表明，這種“出軌”，被一直都在想方設法將“一國兩制”妖魔化的“台獨”分子和國外反華勢力乘機利用。在此背景下，原台灣國民黨領導人相繼公開明確表示“一國兩制”在台灣已經沒有實施條件。種種跡象表明，台灣支持“一國兩制”的政治生態已然發生很大變化。在此情況下，要想與台灣支持和平統一的政治力量重新對話，共同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那就必須有“另當別論”的智慧和方法。其中，當務之急就是從理論、歷史和政治上將港澳“一國兩制”與台灣“一國兩制”區分開來，闡明其實質內容上的不同。這不僅絲毫沒有放棄“一國兩制”的意味，恰恰相反，是拓展“一國兩制”偉大實踐。否則，台灣方面的和統派為了獲得生存施展的政治土壤便會身不由己地漸行漸遠。目前的僵持態勢時間越長，隔閡就會越深，對峙就會越強，兩岸和統對話重啟就無從談起。其結果，只能為外部政治力量所漁利，只會對中國和平統一帶來不利影響。

    第三，當務之急是要根據歷史和現實，根據早期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路，盡快進入“一國兩制”台灣版方案的闡釋、對話和討論。如前所述，這種方案在早期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時已經有了輪廓，即“一綱四目”。後來在此基礎上又發展出“葉九條”、“鄧六條”、“江八條”等，它們其實已經形成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雛形。到了鄧小平時期，更加明確地予以闡明。他說，解決台灣問題是不是同對香港一樣？答案是更寬。所謂更寬就是除了解決香港問題的這些政策可以用於台灣以外，還允許台灣保留自己的軍隊。顯而易見，這一個“寬”是非常大、非常實質性的寬，與港澳非常不同的寬。它意味着兩岸和平統一之後，作為中國的第三個特別行政區，台灣將享有遠遠高於港澳的自治。它擁有在台灣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黨、政、軍、經、財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國簽訂商務、文化協定，享有一定外事權，有自己的軍隊，中央政府不派軍隊，也不派行政人員駐台。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台灣各界的代表人士還可以出任國家政權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全國事務的管理。

    第四，台灣問題的解決可以更加靈活，應該更有定力。從一九四九年建國起，中國政府就沒有間斷地尋求解決台灣問題。從最初的“解放台灣”，到後來的“和平統一”，直至現在的“一國兩制”，經過幾代領導集體的探索努力，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之所以經過這麼長的時間仍在努力，除了具有歷史和政治等多方面原因外，最重要就是大陸、台灣都是中國人，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情結和價值觀，追求“和平統一”則是中華民族的至高利益。鄧小平說過，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由此，可以看到中國領導人對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決心堅定、信心滿滿，表明了中國領導人的歷史高度和佈局定力。毫無疑問，在新的時代，身處百年不遇之世界史大變局，更需要這種智慧和定力。

    第五，反其道而行之。經驗和現實都表明，台灣問題是西方政治力量用來與中國博弈的一個砝碼。它們慫恿且援手“台獨”，挑逗且故意激怒中國，製造和強化台海關係對峙。在此情況下，中國要做到從容應對，堅持吾道一以貫之，要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智慧和方法，避免衝冠一怒，為圖口舌之快而陷入對手圈套。順其道，落圈套；反其道，得大道。

    從今天的歷史條件看，解決台灣問題可能有三種方式：第一是和統，即和平地實現祖國統一；第二是謀統，即保持定力，尋找和創造歷史機遇，採取靈活和適當的方法，在不動用武力情況下解決台灣問題；第三是武統，即通過戰爭實現祖國統一。其中，和統最難，卻是上策，能夠爭取民族和國家的最大利益；謀統是中策，但較為複雜，時間和效果都有不確定性；武統最簡單直接，是不得已的下下策。這種統一方式必然要以民族和國家的巨大犧牲為代價，給民族和國家造成的損失是無可彌補的，帶來的後患更是難以預測。此後兩岸人民之間的感情彌合可能需要幾代人的時間，還不要說它在國際社會上給帶來的消極影響。這與中國正在走向世界，號召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目標是衝突的。因此，只要有可能，台灣問題一定要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當然，其前提條件是台灣當局不越分裂國家的“台獨”紅線，因為這對中國來說是個歷史、文化和政治的底線。

    最後要強調的是，“一國兩制”雖然已經在香港、澳門獲得了歷史性的成功，但其行穩致遠、深入拓展不可避免地會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尤其是用之於解決台灣問題，定非無風無雨、一蹴而就。但是，香港、澳門正在實行的“一國兩制”和我們正在努力爭取實行的，符合台灣實際情況的“一國兩制”，是能夠最大限度維護和獲得國家與民族最高利益的最佳路徑。它的意義不僅在於祖國統一，而且還在於它會直接影響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影響中華民族在二十一世紀甚至更長久時間裡的和平幸福。一言蔽之，它與未來中華民族的命運攸關。    

    （下）

    （註：本文是作者二○二一年十二月於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所作報告基礎上補充整理而成）

    北京師範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米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