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民、扎鐵工會、「澳門隊長」，對這些名稱，相信不少人感熟悉，有人表認同、亦有不少人嗤之以鼻。從二〇〇九起組織五一遊行，即使疫情期間亦向警方提交五一遊行預告，扎鐵工會亦是今年唯一的團體提交五一遊行預告，惟遊行最後沒有實行，對此黃偉民坦言自己愧對基層市民、讓市民失望、奈何壓力大且亦需考慮社會整體利益。

明年五一繼續遊行？黃偉民即以其不太標準的廣東話說到：「無話下一年，持續落去都係要搞⋯⋯法律所允許的，我哋都可以去嘗試。《基本法》明文規定言論自由、示威遊行。（遊行）是個人選擇，有乜問題？我按《基本法》辦事，遊行亦是同政府溝通的方式，（提醒政府）點去關心市民嘅就業問題，這才是重點。」

扎鐵工會全名為中國澳門鋼筋扎鐵工程工會，於二〇〇九年註冊。該會開宗明義便是擁護《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方針、維護正義、公平、公正，為市民爭取民生權益。目前，黃偉民是該工會會長。

由成立團體到五一遊行不缺席，黃偉民表示自己在二〇〇七年立的心願，是感恩兒子出世，「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因天賜兒子，我決定重新踏入社會，為小市民發聲」。

於一九六三年出世的黃偉民亦撂下豪語，為社會公義，做到生命結束為止。

疫情期間
如常提交五一遊行預告

疫情期間，當局以疫為由叫停遊行，本澳亦已三年沒有五一遊行。原來疫情期間黃偉民亦如常提交五一遊行預告。

他表示，警方並沒有叫停遊行，但由於防疫措施所限，包括參加遊行人士須保持1.5米距離、須出示新冠病毒核酸檢驗結果，「我能力有限，我無辦法做到」，故只能放棄。

今年的五一，黃偉民如舊提交遊行預告，但由於壓力，最後自己主動取消預告。

他認為，五一是屬於勞工的節日，應該有勞工遊行。現時本地有不少50至65歲的居民失業，大學生畢業後亦難找到工作，故今年計劃遊行主題便是失業及就業，「人哋嗌聲會長無嘢做，你會唔會內疚啦？身為會長，你會唔會內疚先？我們組織遊行就是要求政府關注失業、就業，以及交代如何處理有關問題，就係咁簡單。」

為何自動取消遊行預告？
黃：因應環境以適合方式
表達訴求

在與本媒專訪前，黃偉民已向傳媒坦言自己基於壓力、考慮整體社會利益後自動取消遊行預告。

他認為，遊行是表達訴求的一種方式，但亦有其他方式包括遞信，「睇你選擇邊種⋯⋯遊行是一種方式，但要睇天時地利、適唔適合、或者是否當時最好方式」。然而，在籌組遊行時亦需要考慮好多因素，包括社會整體利益、本地形象。

對於今年五一無遊行，他坦言，自己的決定「讓基層市民失望⋯⋯愧對基層市民」。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五月一日回應記者提問時稱，曾有一個團體向警方預告五一遊行，惟發起人在未與警方商量遊行有關事宜前便自動取消遊行預告，並強調《基本法》以及相關的法律制度保障全澳市民的集會、示威、遊行的權利。市民想遊行就去預告，「就係咁簡單」，而這個發起人便是扎鐵工會會長黃偉民。

被警方人員「軟硬兼施」 黃：唔知承受幾多壓力

黃偉民於五月五日向媒體表示，自己「唔知承受幾多壓力」、為了社會整體利益，退一步選擇主動簽名取消遊行預告。「退一步，我係唔係對唔住基層市民？我係真係對唔住基層市民」。

他表示，自從於四月十日下午三時許到二區警局提交五一遊行預告後，警方便以各種渠道對自己「軟硬兼施」，除「監視」及「跟踪」、迫使自己超速外，便是曉以大義，顧全社會整體利益。

他又稱，同日大概五時許，自己在路環時收到一通私人電話，指有人舉報在建華大厦的會址涉及「法輪功」。趕回會址後見有四人在打麻雀。警方人員要求簽文件並填寫入屋紙及個人資料。數日後，「喺建華大廈每個角落起碼有七、八個便裝警員，日日喺度、日日喺度、日夜喺度⋯⋯你去邊跟到邊」。於四月十五日大概五時許，在一迴旋處有車迫近自己的車輛，自己不得已只好超速，「我唔會交（罰款），我會同法官講，因為有人跟踪脅持我，所以我超速。」

黃偉民：關電話 幾日無出街

黃偉民又表示，為了預防警方利用電話定位找到自己，曾關閉電話三日，「跟住幾日我無出街，警方開始緊張，有警務人員微信我話（警方）行動廳搵我，又同我講遊行嚴重性。」對方同自己講，「遊行唔係唔俾你，俾你遊行，但係人哋騎劫，換咗話題，你（遊行）講失業。」既然對方講到要以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據，「咁嚴重⋯⋯我（選）退一步，以大局為重，我咪取消（預告）。」

其後，黃偉民便直接上三區警局簽名取消預告。在簽了取消遊行預告後，有朋友向自己提及黃少澤不知取消遊行的原因，黃偉民認為自己要向傳媒澄清整件事，或有人沒有向黃司長匯報全部資訊。

對黃偉民指被治安警監視、跟蹤等，司法警察局在展開兩日多「深入調查」後稱，黃偉民所講的無證據證實，全為其個人臆測。

黃偉民於五月六日以協助人的身份在司警局被調查四小時，而他堅持自己對傳媒所講的言論屬實。

這篇文章 十年五一遊行路 黃偉民：法律允許的為何不繼續？ 最早出現於 論盡媒體 allaboutmacau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