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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政治實驗”

2013-10-31 20:13
【新華社北京電新華社記者王建華李雲路劉斐】馬克思主義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列為經典觀點。而今,世界最大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將以新一輪改革探索實踐對其再詮釋證明。

中國共產黨將於11月9日至12日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並作出總體部署,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的改革,改革的範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

許多國內外觀察人士預料,此次三中全會將因標示中國改革歷史新起點而被載入史冊,它不僅決定未來10年中國發展前景,亦將影響21世紀中國的姿態軌跡和世界秩序格局。

一年前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100週年時實現現代化,並進而在本世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之門,它使中國成功實現歷史大轉折,擺脫瀕於崩潰的危局,奇跡性地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以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為代表的政治體制改革則是其起步始端並作為先導,之後在改革開放的歷史總進程中被不斷循序漸進推進,例如,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改行任期制並明確年齡限制,等等。

長期以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展和成效一直被許多外國觀察家所忽視或低估。引人注目的是,關於政治體制改革,中共十七大報告鮮明地使用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的措辭表述;中共十八大報告則辟出專章予以部署。

35年後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立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新起點,它力圖實現又一個新的歷史性轉折——成功轉變傳統的發展方式,如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創造“中國發展奇跡的第二季”,而在此歷史演進過程中,政治體制改革不可或缺、亦需不斷伴隨深化。

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原主任嚴書翰說,既然此次全會要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那麼作為中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體制改革肯定也會被重點研究討論並做出相應規劃部署,以使其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深化,與公眾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

“這涉及馬克思主義原理關於經濟基礎和政治上層建築辯證關係的論斷。新一輪改革若想取得歷史性的成功,中國的政治體制就必須與中國的經濟體制進行動態調適,而這需要不斷主動地協調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他說。

已故“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曾於1986年就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做出精闢論述:“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

當前,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由於國際國內各種複雜因素疊加,新一輪改革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之繁重艱巨程度空前,面臨的嚴峻形勢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副主任戴焰軍說:“在頂層設計、總體規劃和總體方案中,中國新一輪改革必須比以往更加注重體現包括政治體制在內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調性。”

在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大約一年時間裏,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在中國政壇吹起一股股新風——實施“八項規定”,掃除黨內“四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推進民主法制建設,強力懲治腐敗行為,等等。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說:“這些都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範疇,其已取得的進展和成效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說,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已經就政治體制改革所必須具有的信心、決心和勇氣、智慧發出了清晰的信號。”

上述受訪分析人士預料,在政治體制改革領域,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會對執行力建設、權力制約監督、民主法治進步、簡政放權減少干預、打破利益固化藩籬、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拓寬民眾利益訴求渠道等諸多方面作出重要部署。

綜合受訪分析人士的觀點,今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路徑很可能是:以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為突破口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以政府職能轉變為突破口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推進整個政治體制改革,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則是整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並以黨內民主的發展帶動人民民主的發展。

嚴書翰預料說,中共將在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方面採取新的舉措。

分析人士們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將繼續遵循“積極穩妥推進”的基調,以最大程度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風險,避免任何不穩定性所帶來的損失甚至破壞,因為“穩定”對於中國的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環境。中國對借鑒西方政治文明有益成果持開放態度,但拒絕照搬照抄西方的政治制度。

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10月7日在一次演講中強調,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表示,“根本性問題”包括政治體制改革,“顛覆性錯誤”包括走封閉僵化的老路、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可以判斷,“今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將堅守底線思維,既不斷向前推進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

中共一直在認真吸取蘇共亡黨亡國的深刻歷史教訓。其中重要一條是,蘇共最高領導層將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體制度、具體體制混為一談,先是認為其全部已臻完善、拒絕任何改革,最後又將具體制度、具體體制方面存在的缺陷弊端等同於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缺陷弊端,全部推倒重來,意識形態多元,放棄蘇共領導地位,最終引發全局性的大混亂、大動蕩,導致蘇共解散、蘇聯解體。

“蘇聯在根本性問題上從一個顛覆性錯誤極端走向了另一個顛覆性錯誤極端,‘改革’成了‘改向’、‘變革’成了‘變質’,最終不可避免地黨亡政息。”辛鳴說。

顯然,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其目標不是削弱或放棄中共的領導地位,而是為了改善領導水準和增強執政能力,以實現長期執政並完成一個又一個執政使命。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說,中國共產黨正在證明自己在許多關鍵領域(包括政治體制)有能力作出重要的調適和改革。這實際上也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正在進行著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實驗。(參與采寫記者:韓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