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改革已成為未來衡量中國發展前景的焦點問題。”他說。未來幾年，中國的轉型改革若有突破或重要突破，將換來１０到２０年的可持續增長。反之，若轉型改革不到位，經濟和社會風險可能隨之增大，成為影響中國發展的最大障礙。

這位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指出，目前中國的經濟轉型到了一個關節點，社會轉型到了一個臨界點，治理轉型也到了一個關鍵點。

“經濟體制改革應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為重點，激發市場活力，從而使我們的發展方式轉變有實質性突破，從過去主要追求ＧＤＰ轉向追求公平可持續發展。”他說。

遲福林警告說，這項改革如若拖延，產生的經濟風險可能會引發大的經濟危機。而社會轉型不及時，社會矛盾、群體事件等社會風險會將會急劇增大。

而經濟和社會的轉型，都依賴於政府的轉型。遲福林主張改變政府主導，轉向追求市場主導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非政府主導下市場的有限作用。

“政府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的轉型，應該成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的一個亮點，我對此寄予很大期望。”他說。

過去３５年改革，最大的成功在於基本解決了１３億人的吃飯問題，從以溫飽為目標的生存階段，上升到以人的自身發展為重要追求的發展性階段。人們的需求結構也隨之發生了重要變化。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以溫飽為目標的私人產品短缺問題基本解決了，老百姓開始更多地追求好的教育、醫療、就業、消費環境和發展環境，公共產品短缺的問題突出了。”遲福林說。

新的短缺折射出需求與低水準公共產品供應之間的不平衡。然而，正是這種需求結構發展的不斷變化，引發新的市場社會需求，成為推動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動力。

“今天，人們‘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對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需求。如果這個方面解決不好，不僅影響經濟轉型，更影響社會轉型和治理轉型。”他說。

“我們的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治理轉型一定要適應改革開放３５年後社會需求結構變化的大趨勢，這樣不僅能將１３億人的消費需求釋放出來，而且能夠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很多問題。”他說。

“中國有‘黃金’，靠什么挖掘？改革！”

對於呼聲較高的戶籍和土地制度改革，遲福林認為，戶籍制度已成為最不公平、矛盾最突出的制度問題之一，改革一定要破題。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農村改革最重要的癥結所在，在推動中國農村改革乃至整個改革發揮過巨大作用，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改。

他認為，未來中國最大的戰略機遇是內需大市場。到２０２０年，中國居民消費總規模將從目前的２０萬億元增加到４５至５５萬億元，由此帶來的投資可達５０萬億元。屆時，中國的內需總規模將達１００萬億元。

“如果內需總規模能釋放出７０％、８０％，中國經濟７％的增速就有堅實基礎了。”他說。

中國目前約有進城務工農民２．６億人，到２０２０年人口城鎮化率過半時，將有數億農民進城。因此，城鎮化特別是人口城鎮化被視為內需規模釋放的重要驅動。而戶籍制度改革是人口城鎮化的第一步。

遲福林２０年來一直主張農民土地物權化，即在嚴格農地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認可農民對其承包土地的使用權受物權法保護。

“把土地的使用權變成一種產權交給農民，使農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既有利於土地的使用，也有利於提高農民的財產。”他說。如此，今後的農民就不再是“一個行李倆肩膀”地進城了，他們可能會帶著一份財產進城創業，並由此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更體面地過城裏人的生活。

回顧１９７８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既是實踐先鋒又是智囊代表的遲福林用“背水一戰”來形容改革的迫切性。經過十年動亂的中國，國民經濟已處於崩潰的邊緣，改革因此擁有良好的共識基礎。

“今天，改革遇到的最大阻力是利益鏈。利益鏈不打破，改革無法推動。”他說。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由於改革滯後，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以及官員利益和自身權利扭合在一起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形成體制機制性腐敗的重要根源之一，也成為民眾不滿的一個焦點。

“打破利益這個鏈條對改革的束縛，成為我們今天改革和３５年前改革最大的不同。”遲福林說。

遲福林說，未來５到１０年，中國如能實現擴大內需、拉動消費的目標，創造的紅利將不斷增加。人口城鎮化和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如期實現，將意味著６億人成為中等收入群體。

“中國內需潛力的釋放、市場空間的開發，對未來整個世界經濟的再平衡將產生極為重要的作用，”遲福林說，“６億中等收入群體將成為拉動世界消費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國也將在世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中國將積極促進全球貿易自由化，在推進區域性和全局性貿易自由化方面成為主導，在未來新的全球化當中，更加遵守世界經濟規則，並在形成新的世界規則中，成為一個重要的推動者、促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