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的士有兩種，分別為俗稱「黑的」的普通的士，以及俗稱「黃的」的電召的士。在發牌之初，兩者分別清晰可見，在街上很容易截到「黑的」，而需要的地方沒有「黑的」時，一通電話便能接通「黃的」熱線，未及數分鐘，「黃的」已抵達家門前。但後來隨著社會發展，兩者界線漸趨模糊，在街上也能隨手截到「黃的」，而某些「黑的」也聯合經營了的士台，提供電召服務。直至賭權開放，澳門逐漸酒店、賭場林立，加上自遊行政策為澳門帶來大量遊客，的士也自然集中於賭場、酒店以及各大旅遊景點接載乘客，由於該等區域生意較佳，甚至曾吸引了個別「黃的」違規排隊接客。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截車難」成為了一個較為受關注的民生問題。有關當局為解決內街及社區居民「截車難」的問題，早於多年前，有關當局於不少舊區、內街取消原來某些車位，改建成的士站，希望通過的士站吸引的士司機駛進相關區域，又或當的士接載乘客前往相關區域後，能於的士站稍作停歇以及接載在的士站候車的乘客。只可惜當局這個如意算盤並沒有打響，由於在旅遊區以及賭場酒店的經濟誘因巨大，大部份的士仍然照舊前往接載乘客又或排隊候客；另一方面內街、舊區雖然對的士有一定需求，但不少的士司機反映，實際情況是即使他們在社區繞了數圈，仍未必有機會接載到乘客，到頭來又只好驅車前往旅遊區或賭場酒店；再者，澳門交通擠塞情況非常嚴重，尤其於上下班繁忙時間，更是塞個不停。除非客人指定前往，一般的士行家也不會貿然將空車駛進舊區，萬一遇上大塞車，對於時間就是金錢的他們來說，絕對是「蝕大本」的行為。

「截車難」的問題，在於舊區及內街雖有需求，但實際站在街頭上截車的乘客遠遜於旅遊區及賭場酒店的客人，加上空車塞車的擔憂，的士司機如非必要不駛進舊區屬人之常情，情有可原。有見及此，多年前為解決這個問題，電召的士便應運而生。只是因為各種原因致使「黃的」及「黑的」逐步同化。故藉著與宏益續約的契機，政府及時檢討電召的士服務，坊間有不少聲音指出希望「黃的」回歸全面電召，冀能藉此彌補「黑的」的不足，以及清晰界定「黑的」與「黃的」之間的分界線。

「黃的」由於在之前演變成與「黑的」差不多，都在街上接載乘客，故會出現上述問題。而且由於「黃的」都前往了旅遊區等地方接載乘客，市民若致電宏益公司電召的士，很多時都會出現沒有車可前來接載的情況，令電召的士服務虛有其名。如果在檢討後，政府能促使宏益公司的「黃的」全面回歸電召，則能為在「黑的」不經常到達的地方有需要的士服務的居民，提供便捷的電召的士服務。

話雖如此，始終電召的士的客人遠不及旅遊區及賭場酒店的客人來得多，故此政府在要求「黃的」全面回歸電召的同時，亦需想方設法保障「黃的」的收入，除電召服務外，考慮在專營合約中新增其他營運的模式，例如在將電召的客人載到目的地後，回程能接載一程街客；又或者允許「黃的」在特定的區域，例如大三巴牌坊下的的士站、媽閣廟附近的的士站等等較接近景區的地方停車候客，為景點旅客提供服務等。在要求「黃的」全面回歸電召的同時，亦應考慮到「黑的」與「黃的」不能出現「同工不同酬」，以及接客機會不均等的情況。

慈善之名被濫用

正德

正所謂施比受更有福，不少熱心人士都會以各種方式支持慈善活動。但社會上所謂慈善機構眾多，各位善長人翁在慷慨解囊之前，有沒有先搞清楚，究竟有多少是真慈善？多少是假借慈善之名？

日前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公益金百萬行」，獲得不少政府部門、商業企業、社會團體及學校等共同參與，相信已成為澳門最成功的籌款活動。是次所籌得的善款逾一千五百萬元，參與人數及善款均是歷屆之最。

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除了公益金百萬行作為主要收入外，亦收受不少政府部門的撥款，數據可以於政府公報輕易取得。但基金會並沒有對外公布全盤帳目，政府以致公眾根本難以全面透明的監察善款的去向。就此去年網上組織「澳門良心」發起遞信活動，要求交代善款去向。成員之一仇國平稱，根據基金會向傳媒發布的資料，善款傾向發放給工聯、街總等傳統社團，他質疑撥款是協助傳統社團籠絡會員，是變相的立法會選舉工程機器，加重選舉不公平。他們又翻查政府公報發現，政府多個部門均有向公益金捐款，因此善款涉及公帑運用，希望基金會向社會交代開支，給公眾知悉。

實際上，由於該會沒有對外公布整項預算的運用狀況，光靠澳門日報所發布的消息，實在難以了解每年逾千萬的善款究竟為何與基金會所捐出的比例有所差距。在此不是懷疑公益基金會沒有做善事，而是作為捐款的善長人翁以及運用政府公帑的機構，實在有必要說明善款的去向，提高透明度，這樣方能令捐獻者安心。

另一家老牌慈善機構鏡湖慈善會，成立已逾百年，主要以經營醫院為主，兼營學校、殯儀服務以及殮葬、骨灰龕等。其主要機構鏡湖醫院，是一家本地的私立醫院，雖然機構有著慈善之名，但實際上各樣收費明碼實價，由掛號、診金、藥費、檢查費一應俱全，要開一張病假證明又要另行收費，看個傷風感冒動輒一百幾十已屬等閒。如果看急診的話，醫生通常說為確保了解病情之類的理由，要求病人做一連串的檢查，包括照X光、常規驗血、驗尿等等，尤以老人家為甚，做完之後可能需要到觀察室等候報告及休息，又要付觀察室費、氧氣費之類。通常驗畢出來埋單隨時要個一千幾百。新建的霍英東專科大樓，據悉是獲霍英東基金會捐款興建，但新大樓儼如貴族酒店，最貴的病房每天房費六千元，有專用電梯出入，好不豪華。其實高端醫療也屬一個發展方向，但所收取的費用，又有沒有像他們宗旨所說的，「堅持贈醫施藥」？

鏡湖慈善會於數年前重建思親園，發展成為一幢樓高四層的建築物，內裡建有兩萬八千個骨灰龕，據報導，慈善會斥資逾三千萬，邀得陳炳華則師義務設計，以相宜的價格向市民提供骨灰龕，每個由萬多兩萬到三四萬不等，但屈指一算，如果全部骨灰龕都被租賃∕購買，其收入是以億計算，如果有這筆鉅款，已經足夠該院向全澳市民提供免費醫療了，但似乎慈善會未有向公眾詳細交代款項去向。

上述慈善機構每年都向社會各界勸捐，而進帳的善款可謂天文數字，但如鏡湖慈善會之類的慈善機構仍然收取市場價格的費用。作為捐款的善長，實在難以理解為何一個進帳這麼厲害的慈善機構還需要我們的捐款。大家對街頭籌款尚且存在三分戒心，為何對這些帳目沒有公開的機構又會慷慨解囊？在此提醒大家，在選擇捐款機構時，應該選擇一些帳目公開透明，最好有獨立會計師核數師監察帳目的，這樣方能將善款用得其所，而不會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善心。

從批孔到尊孔

浪潮

「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孔子名丘字仲尼」等等，受中國人教育的一群，無不自小聽過孔夫子的事跡，即使不是對中國文化有著深入研究，也能略略道出一二，孔子是中國春秋時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創立儒家思想，並周遊列國希望遊說當時各國君主採納其政治主張，後多不獲各國君主重用，輾轉多年後返回魯國，終年七十三歲。其提出的儒家思想，以「仁」、「禮」、「君子」、「正名」、「立信」等為重要主張，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主宰中國主流政治、文化、道德、倫理逾兩千年。一直至辛亥革命以至新中國成立後才慢慢淡出政治的舞台，但由於在中國已植根多年，其影響深遠，一直至今中國人文化中或多或少也仍然存在儒家思想的影子。

影響中國如此深遠的偉大思想家、教育家，為何會以悲劇人物稱之？筆者無意在此對萬世師表進行任何形式的醜化、貶抑，孔子成為悲劇人物，與其本人無關，怪就只怪各朝各代的領導人對他的利用與摒棄。

孔子在春秋時代周遊列國，向列國君主推介其政治思想，周遊於列國十數年均未有君主真正接受其思想，而後來春秋時代演變成戰國時代，正所謂「七國咁亂」，最後是韓非子所倡議的法家大熱跑出，治亂世用重法，為秦國打下堅實的基礎，最終將列國兼併，中國土地實現第一次的大統一。秦國對法家思想推崇備至，儒家思想自然沒有一席之地，甚至遭到當權者的迫害，企圖徹底將之消滅於世，故有所謂的「焚書坑儒」，「儒」正是指儒生。而由於其高壓政策之下，其他學說於民間消失殆盡，及後雖經某些人的記憶恢復部份古籍，但此前百家爭鳴的情境已不復見於中國。

法家思想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治亂世，用重法」。在七國時代般混亂的歲月，以至秦朝大一統國家的初期，實行嚴刑峻法實有其重要的考慮以及實際的必要。若果採納儒家思想為整體政治及生活指導思想，無疑不能控制整個混亂的場面，這相信也是眾國君沒有選擇儒家的原因之一。

及後秦朝被漢朝取而代之，漢朝初期大多承襲秦制，但眼見秦朝採納法家之說最終滅亡的教訓，故在施政也盡量避免犯下與秦朝同樣的錯誤。同時為對抗外敵，為中央建立天然屏障，漢高祖推行郡國制，分封部份諸侯。在經過漢高祖道家式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等方針後，國家在一輪暴亂後得以休養生息，但也因為無為而治的施政方針引發大量社會問題，而諸侯們則由於中央政府的「無為」，對他們肆無忌憚的驕橫大多「隻眼開隻眼閉」，致使眾諸侯愈發囂張跋扈。及至漢武帝即位，他從小受儒家思想影響至深，另一方面以他進取的性格，不能認同所謂的「無為」。漢武帝為削弱諸侯國的勢力，推行「推恩制」，將各大諸侯國慢慢分裂成多個小國，令其實力大減無法與中央抗衡，而為從意識形態方面控制整個國家的中央集權，因應國家已逐步走入較為穩定的時期，遂採納董仲舒之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作為控制整個國家思想的手段，加上重用儒生任各級重要官職，更推行以《春秋》決獄，使儒家思想逐漸植根於中國文化，最終成為中國社會的統治思想。儒家思想統治整個社會的現象自此開始，一直至辛亥革命以至五四運動後才結束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統治地位，但正如前面所述，儒家思想影響之深遠並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淡化，現今中國人思想中或多或小仍存有一定程度的儒家思想影響。

上面長長的故事說完了，讓我們來考察一下中國的現代史。新中國的歷史，某程度上與漢朝的發展也有相似之處。首先，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經歷多年的抗日戰爭以及內戰，加上國民政府逃至台灣時將中國國庫的金條金磚一箱一箱地統統運往台灣，致令國庫空虛，國內一片蕭條沈寂，百廢待興。新中國成立後基本上與漢朝初期一樣，推行一系列政策，希望將中國的國力振興起來。後來由於權力鬥爭加上極度左傾的思想所影響，當權者發動文化大革命，其中主要一個目的是為重新奪權，並打擊勢力過大的「功臣」，期間更出現「批林批孔」運動，一系列與孔夫子有關的文物幾近被消滅殆盡，甚至很多孔子後人的屍首也被人從墳墓中挖出來掛上樹上示眾。至近年國家經濟發展逐步走入穩定，「批孔」不見了，隨之而來的是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以及疑似與諾貝爾和平獎抗衡的所謂「孔子和平獎。

唐太宗謂︰「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雖然秦漢與新中國的歷史背景不同，但大家從中應可窺探一二，當權者在奪權、爭利、打擊異已的時候，孔夫子你的仁義君子之道請不要礙手礙腳，如果拿出來跟人家講仁講義，豈不顯示自己不仁不義非君子？兩朝人均有自己的一套，秦朝拿出法家來，這一套對治理當時的亂世顯然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可惜強權統治始終不能長久，秦朝最後逃不過歷史的命運垮台倒下。漢朝接替秦朝的爛攤子後，當施行一系列政策讓國家步向穩定後，立刻向全國大做思想教育工作，推行幾近愚民的君君臣臣儒家政策，致令中國數千年來人民思想上固步自封，限制了人民思想的發展，從而更為鞏固當權者的統治地位。中共立國後，在一系列生息政策令某部份人所謂「改造成功」後，立刻推行比法家嚴刑峻法更恐怖的文化大革命，以幾近文化清洗的方式，徹底號召群眾替當權者批鬥其眼中釘，以致互相批鬥，弄得人心惶惶。文革隨著毛澤東死亡以及四人幫被打倒而告一段落，從此中國提出改革開放，當今天取得經濟方面的成績，擠身強國之列後，又再次拿出被批鬥得體無完膚的孔子出來，先在天安門矗立孔子像飽受各界批評，再而借孔子之名搞和平獎以期與頒獎予民運人士的諾貝爾和平獎打對台。有人說這次再鼓吹起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又一發展，但依筆者來說，正所謂太陽底下無新事，當經濟發展漸趨穩定時，當權者便會推出愚民政策，儒家思想正中下懷，希望人們能對當權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借孔子之名，行鞏固政權之實。

很可惜，孔子和平獎搞完了第一屆，不知是否已完成其政治任務，第二屆便搞不起來了，是因為真的如官方所說的原因一樣，還是其政治任務已經完成，孔子又再次被扔在一邊，還需大家深思。

中國人最大的問題就是至今仍走不出歷史的怪圈，不用討論政治、民主、維權等方面的事宜，光看我們在不同時期對孔子的利用，便可知道我們偉大的國家偉大的當權者只是不斷地重覆前人的把戲，換湯不換藥，可憐一代萬世師表只成了讓當權者不斷抽水與利用的標誌，今天合用時呼之則來，明天不合時揮之則去。不停被兩派的當權者利用又摒棄，摒棄又再利用，你能說孔子不是中國的悲劇人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