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全會公報對二零一四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做出的五項部署中，第一條就提出“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

公報要求，制定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意見，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

“這是保證紀委監督權獨立性和權威性的重要舉措，改革紀檢體制抓到了點子和要害上，讓基層紀檢幹部感到振奮。”山東省紀委一位官員說。

按照多年來的習慣性程序，不少地方紀委如果發現本地重大案件線索或者查辦重大腐敗案件，必須向同級黨委主要領導報告，在得到首肯後才能進行查處，這就給壓案不報和瞞案不查提供了機會。

“一些紀檢幹部在工作中不超脫，有時甚至會對問題視而不見。”他說。“如果能增強紀委監督權的相對獨立性，紀委監督的作用會發揮得更好。”

公報還提出，改革和完善紀檢監察派駐機構，改進中央和省區市巡視制度。這進一步強化了紀委的派駐監督和巡視監督職能，為一些大案要案的查處奠定了基礎。

中央紀委監察部的數據顯示，二零一三年十個中央巡視組分兩輪對二十個地方、部門和單位開展巡視，其中第一輪巡視中發現有價值的問題線索比過去增加五倍。

二零一三年中央紀委監察部對涉嫌違紀違法的中管幹部已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檢查的有三十一人。其中一些就是在巡視過程中發現線索並查處的。

除紀檢體制改革外，公報還提出，人大、政府、政協和法院、檢察院的黨組織都要按照中央要求，履行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各級黨委（黨組）特別是主要領導必須樹立不抓黨風廉政建設就是嚴重失職的意識。

專家認為，這有利於改變長期以來中國反腐敗機構職能分散、難以形成合力，從而影響反腐敗成效的局面。

中國東部某縣級人民法院一位負責人說，一些基層幹部和部門，沒有把憲法和法律作為行為準則，反腐意識淡薄，有些司法過程甚至受到同級行政干預，這就給司法機關的反腐工作造成很大難度。

他說，公報的要求，有利於把與反腐工作相關的部門更緊密地聯繫起來，形成健全規範有序的工作模式，以更有效地整合各方面的反腐力量。

公報的亮點還包括突出一個“早”字。公報要求，對黨員幹部身上的問題早發現、早提醒、早糾正、早查處。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一些官員把黨紀國法看成“稻草人”，懷著僥倖心理，腐敗問題由小變大，直到東窗事發鋃鐺入獄才意識到錯誤，但為時已晚。“一個‘早’字，能挽救很多人。”

中共新一屆領導人上任以來，顯示了猛藥去、重典治亂的反腐決心。從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到狠剎“舌尖上的浪費”、“車輪上的腐敗”、“清卡”等組合拳，從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到提出推行權力清單制度、新提任領導幹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探索實行官邸制等新舉措，不斷擠壓腐敗空間，力度之大給中國民眾和國際社會留下了深刻印象。

汪玉凱說，隨著大量高官、高管被查出，腐敗問題蔓延之勢得到控制，但形勢依然嚴峻。反腐工作一方面要加大體制內的力量，嚴格監管，一經查出，嚴懲不貸，同時還要更多借助公眾力量，注重網絡反腐、強化輿論監督。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認為，中共在堅持標本兼治的同時，用治標來為治本贏得時間。預計二零一四年中共反腐風暴將繼續加強，隨著反腐網絡越織越密，腐敗“避風港”將難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