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時澳門各行業都出現人資緊缺，企業亦需要面對工資上漲壓力，若將最低工資推廣至其它行業，直接增加了僱主的營運成本，削弱了企業的競爭力，部份中小企業及服務性行業未必能夠承受因為最低工資帶來的勞工成本上升。為了降低成本，企業可能會裁員，以勞工代替本地員工，業界可能並非刻意“無良”，只是無力承擔上升的成本。這亦成為了部份企業以“難請人”作藉口，作為向政府申請輸入外勞的“籌碼”，亦會導致本地工人的失業率提高。

另外，政府率先在法定物業管理的清潔及保安實行最低工資，屆時不僅政府的外判服務，全澳物業管理的清潔、保安範疇亦必須執行，但現時的私人物業保安工作均由年紀較大的人士擔任職務，在硬性訂定最低工資下，僱主勢必以相同的薪酬聘用較年輕的職工，或只願意聘請有經驗的職工，令年紀大的工人，甚至殘疾人士失去就業機會，推行最低工資直接對老弱僱員飯碗構成威脅，在工資上調後，亦難免會將工資的上調轉嫁給消費者而調升服務費，在成本難以轉嫁之下可能要裁員甚至倒閉。

很多地方訂立最低工資都有一段爭拗期。本澳的勞資團體亦爭先表態。勞方希望盡快訂出立法時間表，解決在職貧窮；商會雖認同立法，但擔憂執行最低工資引發的管理費矛盾。

澳門打工仔的月入中位數已達一萬二千元，但月入不足四千五百元者仍有近一萬四千人，如管理員比比皆是。有大廈管理員從事“看更”十三年，現時月薪為三千○三十八元，每月休息兩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時薪只有九元多。

另有做了大廈管理員八年的人士，多年來月薪一直維持在四千元，每日工作十三點五小時，每月休息四天，平均時薪不足十二元。即使政府實施“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將每月金額補貼至四千四百元，但應付生活所需、家庭負擔等，薪金幾乎“月月清”。

有學者認為，澳門人均GDP在世界前列，在高通脹年代，訂立最低工資保障低收入者有必要，亦是適合時間。儘管今年正值選舉年，可能淪為選舉工具，但最低工資討論多時，近幾年澳門經濟快速增長的情況不能忽視。

但在設立最低工資後，不排除高齡低技術者欠競爭力，飯碗或被外勞取代，由“保障”變成“炒魷”，關鍵是政府外僱政策的取態及管理把關，否則可能出現社會矛盾。執行最低工資後，引發的加管理費確實會對業主有影響，如加幅不大相信仍可以承受。學者認為，澳門現祇針對兩個工種設最低工資，相信暫時不會引發漣漪效應，推升其他行業成本。

低收入階層確實需要支援、幫助，但最低工資未必是萬試萬靈的特效藥。低薪背後，各有成因，如何提升底層工種的勞動價值，維護其勞動權益，最低工資可以做，但絕非唯一辦法。最低工資的原意是通過立法方式保障員工的基本收入，員工原來的時薪如果低於最低工資，僱主就有責任補足有關差額，但最低工資的實施亦改動了勞動市場各行業的薪酬結構，打破了原有的薪酬自行調節的局面。

最低工資草案諮詢總結報告公佈

社協勞資代均認為政府決心立法

勞工局在去年底公佈物業管理清潔及保安員最低工資草案諮詢總結報告，在為期四十七天的諮詢期內，合共收到一千零七份書面意書。其中有關設定最低工資時薪，?在最低工資時薪金額的釐定方面，大致可歸納為七類不同的意見和建議：一是考慮到澳門現時消費高、通脹嚴重，基於澳門與香港的生活水平相當，香港現時最低工資時薪已訂為三十元，故認為最低工資金額應訂為時薪三十元或以上。

二是認為現時政府部門的外判清潔員及保安員時薪已達廿六元，為避免因在私人企業與政府部門工作的僱員的時薪不一致而引起不公平，最低工資時薪應為廿六元。

三是最低工資時薪訂為廿三元。

四是針對工作性質或管理單位的面積訂定不同的最低工資。

五是最低工資金額不宜訂得太高，擔心帶來一系列影響。

六是計算最低工資的公式或者與某類指數直接掛?，如與就業人口收入中位數直接掛?，設定為中位數的一半或六成；與消費物價指數或以維生指數乘以人口扶養比的方式計算。

七是反對實施最低工資。另外，在最低工資的檢討機制、豁免機制、覆蓋範圍、計算等方面亦有不同意見。

為讓公眾了解早前諮詢的總體情況，當局整理收集所得的意見及建議，並編撰總結報告。該報告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諮詢工作的總體情況，第二部分是諮詢期間收集的意見和建議摘要，第三部分是分析及總結。

報告在分析及總結中認為，釐定法定最低工資，較適宜的做法是審慎分析一籃子指標的變動情況、社會經濟現況及相關政策措施，並結合收集所得的意見。其中需參考的相關政策，包括政府外判清潔及保安服務最低工資、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等，在設定最低工資金額時還必須考慮立法程序期間出現的通脹。報告又建議在首個最低工資實施後，隨後每兩年檢討金額水平，交立法會審議再行頒布。報告亦認為暫時不需要訂定豁免機制。

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勞資代表都認為，最低工資草案諮詢總結報告顯見政府立法決心。勞方代表認為經過長時間討論最低工資，終於在報告中見到政府明確需要制定最低工資，認為報告梳理了諮詢期內的意見，清晰透明，但政府無表示對最低工資的意見及工作時間表，憂慮往後的立法過程過長，錯過最好的立法時機。社協資方代表亦表示政府立法的決心毋庸置疑，同時理解制定最低工資不只是勞資問題而是社會問題，但不認同現時是制定最低工資的時機，原因是分層管理制度等涉及樓宇管理的法律未制定，欠缺配套法律下實行最低工資會影響。

物業管理設立最低工資    費用最終轉嫁小業主

政府初步擬在物業管理的清潔及保安兩個工種設立最低工資，時薪擬在廿八元。但管理員和清潔員的薪酬福利均由管理費支付，執行最低工資增加的支出，最終責任將會轉嫁給大廈的小業主，最低工資的實施隨時會引發更多管理費糾紛。目前管理員和清潔員薪酬，按每月工作廿六日、每日八小時計算，月入由三千多元至五千多元不等，視乎屋苑、工作地點、分擔工作輕重等不同。若執行最低工資，勢必調升大廈管理費，調升幅度暫未有具體數據。估計對樓齡高伙數少的樓宇衝擊最大，因單位總數較少，加幅比例可能更高。

以物管領域為例，業界關注最低工資實行後，現時由政府包底的收入補貼制度會否撤銷，擔心人資成本即時大幅增加，物業管理費有上調壓力。但礙於種種因素，加管理費往往歷盡波折，很難取得小業主的共識。業界人士指出，這方面須剖析的是物管行業現時實際的營運情況、從業人員的組成結構和薪酬待遇、低補措施施行多年來政府與業界各自的投入等問題，若單靠一堆入息數字，恐怕最低工資爭拗將沒完沒了。

最低工資不單提升最低層收入，連帶各職級的工資都相應提高，最終變成最高工資，令整體成本上升，同時推高通脹。有可能因執行最低工資，需替換一些高齡、低學歷、低技能的從業員；亦有可能因大廈不能加管理費，管理公司無奈放棄管理。大廈招標聘用管理公司通常由價低者中標，因此管理員薪酬寄望由政府的工作收入補貼作補充。現在憂慮推出最低工資後，政府會否撤銷工作收入補貼。如果撤銷補貼，管理公司難以承擔增加的最低工資薪酬，尤以舊式樓宇為甚。業界指出，一旦撤銷工作收入補貼，部份大選的管理費加幅可能達五成。增加管理費的負擔最終落在小業主身上，並非由政府承擔。

全澳現時有一萬多名管理員。部份管理員每日工作十二小時、月薪不足四千四百元，甚至有的月入僅兩千多元。在現今社會，時薪不足廿三元的基層員工，的確有人會經濟困難，管理行業曾多次發聲希望加價，但當每提加價，業主會就追問服務質素，因此陷於“兩難局面”。現在管理公司僅賺微利仍肯經營，主要是有部份公司管理多幢大廈，可有效調配資源繼續維持，如無法維持，唯有放棄。

至於勞資雙方是否能就最低工資的薪金水平達成一致共識？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早前強調，廿三至廿八元祇是討論範圍，不等於是硬性規定，政府也不可能這樣做。因社會要展開最低工資討論，聽取勞資雙方意見，政府有需要建立討論方向。重申這僅是討論範圍，沒有規定不能建議最低工資時薪高於廿八元，但一定不能低於廿三元。

一旦法律通最低工資，屆時不僅政府的外判服務，全澳物業管理的清潔、保安範疇亦必須執行。同時在立法過程中亦會加入長效機制適時檢討，如把每年的通脹水平納入考慮等。並會視乎落實情況，考慮逐步推廣至其他行業。

最低工資有利於保障僱員薪資、維護僱員尊嚴、縮窄貧富差距、維持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等，被認為是政府於扶貧特別是治理“在職貧窮”問題的積極作為，亦推動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但從經濟的角度，最低工資帶來的弊處亦不小，例如增加失業人口、扭曲市場機制、削弱競爭能力、損害年輕工人的就業機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