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遭遇法國近代史上最嚴重的恐怖襲擊，尤其在巴塔克蘭劇院的大屠殺，更是人類文明史上最慘痛的一夜，如果今年1月發生的《查里周刊》遇襲事件，是有針對性的報復行動，人們憤怒的是對言論自由的抹殺，那麼這次無差別的屠殺行為，則是對人性的抹滅，法國人則終於明白，平凡的生活隨時可能蒙上死亡的陰影。

自今年1月《查理周刊》遇襲事件以來，法國幾乎每月都會阻止一宗恐怖襲擊事件，為何恐怖主義頻繁的挑上法國，除了鬆散的槍械彈藥管制外，巴黎郊區的貧民區及巴黎以外的城市，已經漸漸成為培養極端勢力的溫床，這些地區普遍失業率高，對政府及世界的現狀不滿，而法國的貧富差距讓這些不滿漸漸轉為憤怒，城市的邊緣人向極端思想靠攏，也像武裝暴力靠攏，這個現代國家的危機故事很平凡，可是卻真實在上演，「伊斯蘭國」將巴黎稱作「仇恨和墮落之都」，就是這個意思。

除了貧富之外， 還有明顯的文化因素，此次襲擊選擇的場所都是年輕人夜生活常去的聚會地點，被伊斯蘭極端分子視為墮落與罪惡的深淵，「伊斯蘭國」的攻擊範圍擴大，對象階層不固定，當這些恐怖分子每天生活在西方國家的炮火陰影下時，他們希望那些吃香喝辣的西方人也能嚐嚐恐懼的滋味，他們產生的恐懼陰影，也確實能夠根深柢固烙印在人們的腦海裡。

恐懼的轉移，從宗教的仇恨到了東西方的仇恨、貧富階級的仇恨，最後再遍及到所有人身上，這就是恐怖主義最危險的事。就法國而言，這次襲擊帶給巴黎人的痛苦，很有可能會加深「伊斯蘭恐懼症」的效果。當「伊斯蘭國」將一個宗教的教義演繹為只剩下仇恨時，原本的宗教精髓消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偏見與懷疑，這就是恐怖主義的核心，不僅殺害他人，同時製造政治效應，而生活在恐怖主義下的人民，很容易產生兩極化的影響，而極端分子則從中獲得好處。

巴黎恐怖襲擊造成的效應即是如此，無論是歐洲、美洲還是亞洲，全球各地的人們都感覺到憤怒，但卻很少有人仔細聆聽政治人物話語中對極端宗教與宗教的區分，而大聲呼籲不要妖魔化所有穆斯林的聲音則很容易被掩蓋，甚至被曲解。法國政府最大的危機，可能不是國防安全，而是如何與當地穆斯林的溝通，伊斯蘭學者拉馬丹在巴黎遇襲後受訪時表示，「如果我犯了錯，應該歸罪於我，而不是我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