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兩周的協商及一日的延遲，195個國家參與在巴黎為減緩氣候暖化提出一份能夠取代《京都議定書》的歷史性《巴黎協議》，要在本世紀結束前，力保全球均溫上升不超過2℃。

這場談判的難度顯而易見，一邊是早已完成工業化，並在數十年前躋身全球最富裕國家行列，隨後污染產業外移，靠著高水平的製造業與服務業，維持最高的生活水平；一邊則是世上人口數量名列前茅，靠著廉價勞力吸引跨國企業投資，以出口製造業提升國內生產總值，但卻成了現階段碳排放最高的國家。

要求這兩種國家共同負擔相同的減排責任是極為困難的，一邊有意願與能力，一邊兩者皆無，當年的《京都議定書》規範只要求已開發國家的「有區別責任」說，已證明成效有限。富裕國家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擔負起更多減排責任，而不是等待富裕國家的支援；發展中國家則認為，應該要有足夠的碳排放空間，已開發國家靠著燃煤而繁榮，如今就應該負起責任。

這兩派陣營在這次峰會上組成「基礎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南非），與「企圖心聯盟」（美、歐、脆弱國與非洲國家等），就已開發國家的支援金額、開發中國家的減排力度展開激烈交鋒，印度總理莫迪提出「氣候正義」說，認為富裕國家至今仍擁有龐大的碳足跡，卻要求開發中國家放棄石化燃料太「偽善」，開發中國家理應保有足夠的碳排空間。

印度總理莫迪說的沒有錯，要求一個仍有逾億人無電可用的國家，停止燃煤發展綠色能源，無疑是要一個剛起步的人口大國「砍掉重練」，這個邏輯早前來自中國，然而自《京都議定書》以來，中國開始承受碳排帶來的污染苦果，加上國內經濟成長乏力，光伏產業產能過剩，產業結構的轉型需求恰好帶來能源政策轉向的契機。

中國的契機，也是對抗氣候變遷的契機，合理的容許碳排放是讓所有國家最終走上減排道路的唯一方式，中國的轉變最終也會在印度實現，這是《巴黎協議》傳達的精神，為兩邊保留了彈性，卻為共同的目標指出了具體的方向，法國總統奧朗德說的沒錯，「這是起點而不是終點」，是的，這是一份曖昧的協議，對減排「自主貢獻」沒有約束力，對發達國家的財務與技術支援也沒有約束力，對脆弱國的災害補償也沒有共識，但全球共同追求綠色成長的共識已經不可逆轉，這是當年《京都議定書》或2009年的哥本哈根峰會所無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