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澳門教區李斌生主教（左）1月22日拜會行政長官崔世安（中）。右為黎鴻昇榮休主教。
在採訪論盡月刊本期（第三十四期）及第三十期（《異鄉人》）封面專題時，發現教會是不少菲律賓朋友的精神生活支柱。很多年前，當澳門人想起有困難要求助時，腦海中也往往會出現例如是陸毅神父、莫慶恩神父、胡子義神父、高志慈修女等人的形象。在澳門教會，其社會服務的傳統的源頭和去向如何？適逢澳門教區慶祝成立四百四十周年，新主教到任，而在社會上，包括一些教會人士，對教區近年來在社會問題的取態，包括聖若瑟大學解僱蘇鼎德一事感到不滿，其背後理由為何？新主教能否為古老的澳門教會帶來新氣象？
教會源遠流長的服務傳統
多年來從事教育工作的教友依納爵（化名）指出，澳門教會的服務傳統是來自主教以及傳教士。澳門教區第一任主教賈耐勞（D. Belchior Carniero）創立的仁慈堂，開創了非官方組織介入社會福利的先河，當中部份職能如今更變成了政府部門，例如是立契官公署（今公證署），可見其民間的根源。他強調，按照憐憫精神而開展的「生養死葬」的服務，是普世以至地方教會職務的一部份，其他還有教育和牧養教友等。
依納爵指出，天主教會在澳門曾經承擔八成的社會服務，後來「愛國」團體才組織街坊會、工會等民間福利的形式。在回歸前任主教、已故的林家駿，亦基於政府而非教會應該承擔其自身的職責，向政府交還例如教育、婚姻輔導、賑濟等的服務。教會在實務運作以外，還影響了澳門社會福利的管理思維，俟服務成熟就會交出。另一方面，教會「愛人如己」、「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無償服務的精神，都影響了「愛國」團體提供免費服務，從而又推廣了教會的準則。至於面向菲律賓群體的服務，他介紹稱，澳門明愛率先在庇道學校開設英文部，並設立家庭小組以及開展輔導工作。總的而言，天主教會在澳門的社會服務，具有國際視野、帶領本土，並以免費服務扎根於市民之中。
依納爵舉例，在家庭與婚姻的範疇，過去街總、婦聯等傳統社團都不會涉足，天主教以外的就只有基督教的循道衛理教會，「現在做開個個都做，連家暴、保護婦女，婦聯都有做啦。」又例如明愛，在老人、托兒、甚至是精神病患方面開展的服務，「這些都應該是政府承擔的。特別是老人，過去工聯、街坊會都沒有提供服務，直到1992年立法會選舉開始，它們派人出選才開始……這些都不過是一種配票的方式。他強調，天主教一直以來做的，完全是無償、沒有選舉的考量：「在選舉時候打正「照顧老人」為旗號，現在的吳國昌、以前的何思謙都冇啦。」除此之外，明愛在特殊教育在是本地的先驅，特殊奧運會就是由明愛分支出來的。在精神病患方面，「即使是有其他團體照顧精神病康復者，但有事的時候，還是由明愛照顧的。」
林家駿主教在澳門教會中的歷史地位
在回顧過去教會、政府和親北京勢力在社會服務的此消彼長時，依納爵強調，是林主教帶頭發放消息的：「因為過去，在澳門社會福利事業的版圖中，天主教會無可否認佔了很大比重。」而在林主教的社會學思想中，也很強調在殖民地時代、政府未成熟的狀態下，教會可擔當福利事業。「但時代已經不同，在澳門政府步入經濟高速增長，政府稅收也增多了。」這時候他就告訴政府和傳統社團，天主教不應該獨力承擔福利事業，政府應該負起首要職責。也因為天主教會的開放態度，他被接納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深受各界尊重和愛戴。
傳統社團也看準了這一石二鳥的機會，一方面可以介入福利事業，並在托兒所和老人兩方面看到了更多政治參與的機會，其中前者是由於八十年代以後新移民激增，包括特赦、無證學生，產生了很多教育問題，同善堂開辦托兒所，街坊會也能在從天主教會手中在教育領域分一杯羹，並從中獲得政府的資助。地區領袖也透過籌款成立了長者中心。結果造就了梁慶庭在1992年晉身議會。這樣，福利事業在天主教會思維重整下就影響了澳門的政治和民生版圖。
依納爵認為，林主教已預見，天主教在福利事業版圖的比重會縮小，至目前大約四成，但他並不介意，認為這才是健康的發展形態。他也不介意傳統社團的政治考量，因為教會無償的服務，會繼續無償下去。「有企圖、有目的是他們的問題，但與此同時能惠及社會，讓澳門的福利事業能有多元化參與和發展，是自由、民主、健康、正常的。」
依納爵也提到如同政治一樣，澳門天主教會在過去也出現了一些強人，他們很有神修和個人魅力，以至他們有很強大的籌款能力。「上世紀八十年代，胡子義神父每周都要乘車去路環取信，每次收到的郵件就像聖誕老人背後的袋那麼大，倒出來的是無數的感謝信以及捐款……九澳雷鳴道就是靠外國的熱心人士籌款，以及香港富商陳瑞祺的支持（而落成）。」「耶穌會的陸毅神父也是國際知名的慈善家，打著「國際明愛」的旗號……當時澳門仍然被視為第三世界，小時候我家每年到逢年過節都會收到來自美國、加拿大等先進國家捐出的食品、衣物。我們是被接濟的，小時候每日都被教會接濟。而代表第三世界向世界發出聲音的，就是這幾個人。還有潘日明神父，一個很有地位的歷史學家。而且他有條件以流利的英語各全世界講學、演講，因此他也能籌到經費興建現在的利瑪竇學校。」過去教會單打獨鬥，仍然能維持著其福利事業。但隨著這些人物的 老去、時代變遷，社會講求平等，已不再談什麼偶像、明星。這也導致教會必須思量，面對如此龐大的福利事業的負擔。
林主教就向政府提出了「服務我來當，經費你承擔」。在《聯合聲明》簽署後，澳門進入了過渡期，中方在制訂《基本法》時也清楚提出了「福利事業應該由澳門政府承擔，否則回歸後政府正式的職能會變得不清晰、不明確和不強大。」「中方的想法是：澳門特區的教育和福利事業，為什麼一直由教會承擔？而且中國共產黨也不願意見到澳門教育和福利事業的宗教色彩太濃厚。」在政治互動上，林主教也樂意適時卸下包袱，但提出了折衷方案，在繼續提供服務的同時，不再以向外地善心人捐款的方式籌募經費。政府在福利事業的角色也就日漸吃重。依納爵也慶幸，教區找到了這樣靈活、「世界仔」的林家駿做主教：「如果是陳日君做主教，會是什麼局面？」
曠野呼聲：教會缺失的先知角色
依納爵同時批評，當前的澳門教會處於落伍的位置。首先，剛卸任的黎鴻昇主教在福利、牧民等方面沒有完整、宏觀的藍圖，只是繼續做過去已在做的工作，既無前瞻，亦沒有與政府、「愛國」團體的衷誠合作。其保守的態度已無法適應日益轉變的社會。其次，秉承「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精神，各地教會都紛紛設立正義和平委員會。澳門教會在十多年前曾進行路向探索，思考是否應該在社會正義方面擔當角色。可惜成立「正委會」被誤會為「政治化」或違反「政教分離」的原則，結果就未能開展、發展相關工作。即使是前年「反離保」這樣大型的社會抗爭行動中，教會也沒有發聲、表態，這種低調甚至隱形的作風，與當年身兼《基本法》草委、敢於發表意見的林主教大相逕庭。又由於欠缺中長前藍圖，亦無法判斷教會的角色。
「梵二」其中一個重要精神，是鼓勵平信徒（神父和修道人以外的一般教友）參與教會管理、牧職和社會事務。至於處於澳門過渡期的林主教如何鼓勵平信徒參與社會？依納爵形容林主教是一個大家長，「一個單親父親在外面打拚，然後告訴家人：『行了，你們乖乖就好。所有事情，我來頂住』。談不上什麼培育。」當年有人籌備成立「正委會」，希望主教促成，「但很明顯，他並不鼓勵教會政治角色的發展。」
不過，林主教自己就很樂於扮演很多政治性角色，包括《基本法》草委，以及出席很多活動。「有了草委，就自然有諮委。當中只有兩個天主教代表，分別代表教會牧民的考慮，基本法應如何照顧宗教或天主教，以及考慮天主教在澳門的角色；第二個關注的範疇就是天主教教育。」當時林主教很強調澳門要實行真正的義務教育，不應該帶有任何色彩、動機和企圖。與此同時，陳偉智又成立了「基督徒關注《基本法》小組」，林主教提供了一些經費，但不多：「可見林主教在這方面採取的態度是比較消極，不會在教區的架構上嘗試醞釀一些正式的中心、職能、機構，去運作帶有政治性的培養。」
一個特殊的機構就是由鍾神父任主任的「教區青年牧民中心」，吳國昌、陳偉智等人就從那裡孕育出來。「當時主教極其量擺了一個平台，而當時年輕的鍾神父就認為基督徒應該有綜合的素養，而非只是去聖堂。」除了中心的培育工作、義工服務、《活流》（註一）外，還有一份《教友生活資訊》，有批評教會和政治的內容，慢慢就發展成為了《澳門脈搏》。他總結：「林主教非常熱心參與政治，但對於在他領導下的天主教會，他很可能認為應該有更多和平、宗教、信仰的幅度，反而在社會訓導和政治倫理就沒有明確的指示、計劃、發展。當你舉辦一些活動，他不會出面反對，也不會支持，但會私下問你是否需要一些場地或少量資源。」
依納爵指出，出於正義和平的考量，福音和教會的傳統都強調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但澳門教會沒有付諸實行的態度和計劃，卻是走了「和諧」路線，使教會予人出世，而非入世的感覺，更與當前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越趨遙遠，其所為就只是維繫在聖堂望彌撒的教友而已。當今教會倡議「社會牧職」，即由教友團體、眾多的善會等帶領，在信仰、家庭、福利工作以外，使教會與社會同行進步：「在面對社會不公義時，要發聲阻止，因為不公義的最佳拍檔就是『唔出聲』。眼睜睜任由不公義發生，就是它的幫兇。」
依納爵強調並非反對教會現有不同方式的培育形態，但要適應其先知的角色。雖然在《聖經》中，諸如耶肋米亞等先知的下場是悲慘的，但教會需要發聲，告訴社會應有的走向。各團體應聯合起來，不一定要參與選舉或抗爭，但要對社會和政府施政提供評議，使之符合教會精神。在教育、福利、牧養（教導教友生活的意義和永恆生命）以外，教會也應思考如何填補作為社會公民的空白，履行其先知角色：「當我們走在時代末端、以至被社會拋離放棄，又如何渡與時並進的信仰生活？」
（註一）有關《活流》，請參考《論盡》第九期的報道：http://aamacau.com/2014/01/08/水滴匯活泉-何日再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