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表示，要改變事事外判調研的現象，歸根究底，還是提升內部團隊能力。（周婉茵攝）  
檢察院前領導及主管人員，涉嫌串通私營公司主事人，長期將檢察院大部分工程及服務以高價判給指定公司事件，引起社會關注政府工程及服務外判問題。審計署上月發表《顧問、研究及民意調查的外判服務》報告，審查公共部門在相關外判工作情況，批評有關部門濫用豁免制度，迴避正常程序，大有濫用外判服務、浪費公帑之嫌。有學者認為，公共部門調研過分依賴外判服務，而忽略升公務員團隊在政策制定上的分析能力。

審計署報告指出，公共部門在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的三年半間，65個部門共有1,514個外判服務項目，開支涉及14億元，而審計署抽查的280個項目中，竟然有81個存在問題，如豁免招標程序、規避詢價機制等。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日前接受本報訪問認為，調研有其重要性，首先坊間不能否定其專業成分，惟何以調研項目數量驚人，又事事外判，他認為是由於公職團隊，本身相關能力不足所致，坦言問題非「一日之寒」，是澳葡時代遺留的歷史問題。

他坦言，一直以來，公職系統就強調公共服務供給，不太重視內部政策制定的分析能力，也缺乏制度協助公務員提升相關能力。同時，坊間在評價公共部門時，常以服務做得好壞與否作為標準，遂強化了政府部門將精力花費在提升服務質素上，確保市民滿意度。惟回歸以後，社會需要出台更多政策，支援社會發展，問題於是湧現，部門在研究政策議題時，缺乏相關能力，根本不知從何入手，故最簡單快捷的方法，就是依賴外判機構給予建議。

余永逸指出，現時公共服務表現不差，贏得市民不少掌聲，但到了政策制定時，卻惹來罵名，原因亦在這裡。部門本身缺乏方向，於是愈依賴外判機構調研，惟機構根本不了解部門所需，互相拉扯下，調研結果自然強差人意，亦影響政策本身的效益。他形容，提升有關能力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服務做得好一定有人讚，但政策研究工作做得好，就始終唔會人人都滿意」，於是亦造成了部門在外判服務項目上，就貪求方便，規避招標、詢價等正常程序。但他認為，公務員團隊，始終不能只按本子辦事，故要改變事事外判調研的現象，歸根究底，還是提升內部團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