諮詢組織需深層改革

    都市更新委員會成立，鬧出委任成員風波，一委員疑兼數職，不合最新的“三三制”，即一人不可身兼三個以上委員會、最多連任三屆即六年，又被批業界代表過多。事件雖稍為平靜，但眾多諮詢委員會的組成、運作等再被熱議，“三三制”對優化諮詢會制度顯然未夠，實需更多深層改革，方顯成效。

    團體委任欠認受性

    開放社會，政府必須收集民意以制訂公共政策。除特定大項目作公眾諮詢外，諮詢組織對恆常民意收集很重要，也是較具效率及效益的做法，先進國家地區都設類似制度。澳門奉行諮詢組織制度多年，現有四十多個、涉及各個領域，卻一直存在委員一身兼數職、重疊、“萬年委員”、活力及思維僵化等問題，爲社會所詬病，亦影響了委員會的成效、認受性。政府年前提出“三三制”，對以上問題有改善，值得肯定。惟只屬淺層改變，深層困局未解決。

    首先是組成源頭問題。現時委員會除官方成員外，政府主要以社團、業界及持份者為單位去委任委員。儘管有些聲稱以“人士”為單位，實際也是社團、業界等團體主導。過去社會較簡單，團體主導委任制行得通，但隨着居民教育程度不斷提升、網絡興起，公民社會起步，個人權利意識提高，民間團體的影響力及認受性均下降。

    再者，現行社團相關法律嚴重滯後，除極少數外，所有民間團體都無特定法律地位，以至工會、商會、專業團體等全是社團，其權利、義務、資格不清，專業性、認受性等均被質疑。故純由民間團體為單位去委任委員，與時代脫節。

    過去經驗得知，用上述方式委任的諮詢委員會衍生不少問題，除人員重疊、“萬年委員”外，易出現委員只代表某團體，自身卻無相關領域的專業能力及經驗等，良莠不齊。亦易出現“畀面派對”，只要拉到一點兒關係的團體都得邀請，更甚者如某一行業幾個商會，相關委員席位就“派通街”。一會一代表等做法，壓縮了其他方面的委員名額，變成一個行業佔比過高甚至獨大。以上情況影響委員會的代表性及含金量，意見“離地”或者偏向某一方面便由此起，結構性壟斷、偏聽對政府制訂公共政策極為不利，過去教訓不少。

    委員會功能惹爭議

    基於現實考慮，團體委任可以保留，始終民間團體有一定社會基礎，但社團法律須與時俱進。同時政府要認識到，單一渠道委任已行不通，引入自薦、界別內選舉等加以平衡是其一選擇，此在先進地區不新鮮，澳門社會亦有呼聲。現體育委員會就設界別選舉部分委員，未來的社工專業委員會亦有類似取向，故大可不斷優化、擴充，推而廣之。

    接着是諮詢委員會功能。顧名思義，諮詢委員會是反映社情民意，讓不同持份者討論甚至博奕的組織。惟不同部門對委員會的角色各有演繹和做法，有的當為花瓶，走過場或先決策後諮詢；有的“湊仔咁湊”，如有部門近年不斷安排產業委員會外出參觀、考察、學習，本無可厚非，但經常如此便本末倒置。因政府委任某人當委員，旨在藉該人士已有的專業能力、視野及意見研訂公共政策，絕非在職培訓。

    儘管為委員提供技術支援及一定培訓，政府責無旁貸。

    先進地區予公權力

    另有一些部門當委員會係擋箭牌。如早前有委員會開會，政府代表會上公佈了一系列重要的修法建議，惜主責官員會後“閃人”，獨留召集人應對蜂擁而上的傳媒，結果錯漏百出。業界、市民鬧爆後翌日，部門才澄清。需知宣示、解釋政府政策、修法取向是政府人員責任，傳媒及社會要知道的，並非單純的政策、修法建議及結果，而是背後的理念、原因、取捨，以及後續構思及意見回應，這些不是諮詢委員的工作、責任，也超出其能力範圍。諮詢委員主要工作是向政府、社會反映和爭取持份者的訴求、提意見，解釋、推銷政府政策是官員應有之責，豈能由他人越俎代庖。

    總而言之，諮詢會制度有其優點，有助政策“不離地”兼較易為社會接受，只是澳門現行做法過於落伍，委員會組成、功能是兩大必先理順的核心議題。當先進地區的委員會已非單純諮詢咁簡單，部分更具公權力，實現共治、共建理念，這是時代發展趨勢。特區政府推行“三三制”係重要的第一步，往後必須持續改革。

    本報記者  甄慶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