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的形勢愈加使人害怕。它可能以任何手段發生在任何地區，這「使得預防行動非常難以展開」，週二葡萄牙助理總檢察長和前資訊與安全部負責人朱利奧．佩雷拉 (Júlio Pereira) 在官樂怡基金會說到。鑒於新襲擊案的情況以及推動其發生的地緣政治環境，前景可能「不太好」，朱利奧．佩雷拉指出。然而另一個擔憂也浮出水面：急切的想要預防恐怖行動發生，西方的法律體系陷入將所有和任何可能是恐怖襲擊的預備行為判定為犯罪行為的誘惑之中 。

一位在澳門從事將本地法律制度調整到適應新框架（特別是來自歐盟和聯合國的）之中的政府部門法學家這樣解釋這個誇張的風險：「每天我們都在授權將『支付早餐費用給一個隨後為另一個前往敘利亞或伊拉克的人支付旅費的人』定為犯罪」，知名劇院被要求進行應急訓練以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恐怖襲擊。

朱利奧．佩雷拉對此表示贊同：「這個問題也許是今天在這裡所討論問題中最為複雜的一個」，他認可並分析了刑法嘗試對恐怖主義作出的回應。

人們已經習慣在機場接受安檢，脫鞋給海關檢查以及其它安全檢查程式——而這些在美國雙塔襲擊（2001年9月11日）發生前都是沒有的。然而，安全反應也改變了隱私權和監視了電子郵件，電話，社交網路等安全需要之間的邊界。相關的辯論一直在表示反對，但卻沒有阻止安全措施的推進。現實情況是，整套由美國參議院批准的立法最終將西方法律體系的趨勢格式化，現在再次回應，尤其是最近法國和比利時發生襲擊之後。

對抗恐懼的博弈

恐怖主義企圖通過恐慌獲得政治承認。

雖然各國的反應總是在說「不與恐怖分子談判，但很多時候結果往往是進行談判或達成某種認可」，朱利奧．佩雷拉承認，他警示這個「對抗恐懼的博弈」存在於世界各地，在歐洲的中心的表現更為明顯。

今天打擊恐怖主義的鬥爭必須從「混合」的方式來考慮。也就是說，朱利奧．佩雷拉解釋：「是一個防衛問題」，從目前來看，應該攻擊恐怖分子的基地，就如美國及其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盟友正在做的那樣。但是，這同時也是一個「安全問題」。

無論攻擊完善與否，那片土地都是恐怖主義似乎擁有優勢的地區，且顯然這個難題是無法被繞過的。現在，人們越來越認同需要在公民權利，自由及保障和安全部隊同司法機構，為採取預防性行動所需要使用的監視和鎮壓手段之間進行平衡。「必須要有一個平衡」，朱利奧．佩雷拉總結，他理解儘管有安全風險，但也不能忽視捍衛自由和保護個人資料資訊：「自由和安全並非兩個獨立的事物。而保安措施是合法的，是為了保護和捍衛我們的自由」。也就是說，「預防性竊聽」等這類的例外是一種新社會契約的組成部分，它公開通過倒退在隱私和個人相對國家的權力領域所獲得的成就，以換取其公民受恐怖主義威脅風險較小的自由出入公共空間特殊權力。

敵人權

刑法和法律哲學教授Günther Jakobs，於1985年推出了一個概念：假設存在一些人，因為他們是社會或國家的敵人，那他們就不值得受到民法或刑法的保護。本質上就是「不值得被視為人來對待」，朱利奧．佩雷拉總結，並指出當涉及打擊恐怖主義時，刑法會以某種方式屈服於這一概念。他強調因為刑法適用於犯罪作案之後的本質，而在恐怖主義的情況下，這是不夠的，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會進行這種衝動的預備犯罪授權。

澳門風險極小

香港警務處刑事情報科前主管及安全顧問韋啟賢 (Steve Vickers) 近日表示澳門會更容易受到恐怖襲擊，他認為「政府和賭場」應該在安全領域「加大投資」。在一月發送給澳門電台的聲明中，韋啟賢認為「澳門顯示出一些特徵，因為在博彩領域有美國投資，一些著名的猶太人士參與賭場管理或所有權，如果事件發生更能引起關注，以及在中國發生的例子。出於所有這些原因，澳門相比其他地區更可能成為目標」。

然而朱利奧．佩雷拉不同意韋啟賢的觀點：「在歐洲發生的襲擊和那些參與聖戰的人之間有很大聯繫，無論是在敘利亞，伊拉克，索馬里還是阿富汗都是如此。如果我們去看那個所謂的外國戰士名單，實際上他們主要來自各北非國家，沙烏地阿拉伯和一些歐洲國家。如果我們考慮做一個風險評估，以這個現實為基礎，很自然會得出澳門的風險很低。今天，沒有人能說不會發生此類的事情，但基於這種視角的佐證並未顯示出澳門會受到很大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