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與非洲有關的新殖民爭議，歸根究柢在於非洲各國二戰後藉民族解放運動獨立後，多年來始終未追上其他地區的發展步伐，失業、貧窮、饑荒、疫症、貪腐、政變、戰亂和恐怖主義等輪番肆虐這片大陸。有非洲政治人物認為要以泛非主義抗衡經濟新殖民主義，但也有研究非洲的專家認為，非洲除了擺脫殖民和種族主義，還要擺脫專制統治，以及重新將國家焦點放在經濟發展，才能令民眾有機會自決未來，擺脫貧窮。
每年的5月25日，是非洲統一組織（今非洲聯盟）一九六三年設立的「非洲解放日」，源於當時如火如荼的去殖（民族解放）運動。事隔逾半世紀，非洲仍背負全球最貧窮大陸的惡名。儘管經濟近年急速增長，極端貧窮率和嬰孩早夭率下降，但聯合國發展計劃（UNDP）去年公布的人類發展指數（HDI）顯示，非洲國家普遍仍處於「低度發展」，整體表現遠遠落後其他大洲。
非洲同時為全球人口最年輕地區，聯合國去年發表的世界人口展望報告估計，非洲在本世紀為人口增長最快地區。對不少非洲人來說，謀生是當前最大難題。皮尤研究中心在9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進行的民調顯示，「缺乏就業機會」在全部9個國家的受訪者中都被列為「非常重大問題」的三甲，「衛生醫護差劣」則與「政府貪污」同樣有5個國家受訪者列為國內三大問題。
本身是津巴布韋人的嶺南大學博士研究生奧德齊（Obert Hodzi）接受本報訪問時稱，失業是非洲最大問題，尤其是需要一定技能的就業職位不足以容納眾多的年輕人。他指出，像津布巴韋和肯尼亞等整體教育程度較佳的國家，問題多是較高學歷人口沒有合適工作，整體教育程度較低的國家則缺乏較高學歷的勞動力。
非洲過往長時間淪為饑荒代名詞。踏入新世紀，饑荒頻率已減少，但嚴重程度稍次的糧荒逐年在不同地區爆發，甚至成為區內政局動盪的導火線，例如埃及2011年捲入「阿拉伯之春」風暴，一大原因就是糧荒令糧價大升，民眾難以負擔。革命後埃及經濟經濟景况未見改善，又走上軍人專制的回頭路。利比亞更在獨裁者卡札菲倒台後陷入政治真空，淪為極端組織滋長的溫牀。
其他非洲地方亦受戰亂和恐怖主義衝擊，盧旺達、安哥拉和科特迪瓦等國內戰平息後，馬里等國又現戰火。馬里更被恐怖組織乘虛而入，蓋達北非分支（AQIM）一度控制大半國土。尼日利亞和索馬里等地分別受極端組織博科聖地和索馬里青年軍等破壞，後者甚至越境到肯尼亞施襲。
疫症是另一大問題，非洲南部飽受愛滋病困擾，西非則一直有瘧疾危機，近年爆發的伊波拉亦未根除。
面對持續的困境，早在一九九零年代末期，津巴布韋高官奇穆滕古文德（Chenhanho Chimutengwende）已提出非洲需要「第二次解放」，他質疑非洲各國獨立浪潮後，西方創造和擴張了「將非洲領袖變成扯線公仔和共犯」的網絡以推行剝削計劃，而這些剝削又倒過來加強這網絡。他開出的藥方就是「泛非主義」，認為非洲各國應團結一致以反擊西方的經濟囚牢。
學者對非洲需要的「解放」持不同見解。南非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Greg Mills）和長年研究非洲政治的美國學者赫布斯特（Jeffrey Herbst）二零一二年發表Africa’s Third Liberation（非洲的第三次解放）一書，提出非洲若想擺脫多年困境，便需要重建發展模式。書中探討了同樣是擺脫殖民影響自立的東亞、中東和中美洲地區各國，以對比非洲理應如何重新解放。
米、赫兩人認為，如果非洲的第一次解放是指擺脫殖民和種族主義，第二階段是從許多原本的解放領袖之暴政和錯誤管治中重獲自由，第三階段的解放則要轉變政治本身的焦點。書中指出，非洲很難仿效東亞的快速工業化經濟模式，原因包括非洲工人的技術水平依然落後，以及投資者顧慮貪腐和電力供應不足等問題，不過綜合個案研究可見，非洲國家最基本要做到的是，加強重視宏觀經濟的穩定和良好管治。當中挑戰在於令運作系統與政治經濟由短視精英利益為本的消費轉移至更全面的系統，同時需要改善教育質素，以及營造鼓勵創新和改革文化的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