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昨日公佈了委托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撰寫的《澳門幸運博彩經營權開放中期檢討：經濟、社會、民生影響及承批公司營運狀況》。作為全球博彩業合法經營地區首份向社會公佈的該「檢討報告」，從四個範疇、九個方面入手，檢視博彩營運商履行合約和經營的情況，分析博彩業發展對本地經濟、中小企營商環境、社會及民生的影響，以及博彩與非博彩元素聯動效應、博彩中介人發展及現狀等內容，有助於社會更科學、系統地檢視澳門博彩業和各營運商的發展經營狀況，及有助於六間博彩營運商深入檢視自身及業界的競爭能力，從中發現問題、改善不足，不斷優化產品和服務水平，促進良性競爭，最終提升行業的整體競爭力。當然，更有助於促進澳門特區提升非博彩收益的比重，打造具有特色的宜遊、宜樂環境，增強行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為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提供更多動力和空間，並讓各行各業的中小微企得到提質發展。
　　然而，這份報告盡管名為「中期檢討」，其實已經到了後期，最多也只能說是中期末端。實際上，現行的六個正副賭牌，是於二零零二年生效的，其中有一個正牌及一個依附於其的副牌的有效期是十八年，到二零二零年到期，亦即現在只剩下不到四年的有效期，其效期已經使用過了四分之三。另外兩正兩副賭牌，有效期是二十年，到二零二二年屆滿，也已過了五分之三強。而真正的中期，應是在三正三副賭牌效期過半，亦即二零一二年開始進行。當然，由於要完成這麼一份龐大複雜的報告，搜集資料、梳理分析及作出建議結論，都要耗費不少時間，因而未能按原定計劃提交，可以理解。但由於賭牌的效期即將屆滿，因而對餘下效期的改善建議的指導意義，則可能顯得來的有點遲。
　　當然，「遲到好過冇到」。由於博彩業是澳門特區的支柱產業，將永久存留下去，而且可能現行的六個正副賭牌，都有機會獲得連續性的短期續約，因而對此後博彩業的發展，仍將具有指導意義。
    不過，可能會有若干人失望，尤其是那些寄望「中期報告」能夠作出「增發賭牌」建議的博彩商人。實際上，在行政長官崔世安宣佈要進行博彩業進行中期檢討後，有正在經營較有規模賭廳的中介商，包括立法會議員，提出了「增發賭牌」的訴求。
　　但該報告絲毫沒有回應此訴求。其實，崔世安在《二零一五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提出進行博彩業中期檢討時，對此重大政務活動和任務訂定的目的和方向：是「完善博彩業的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博彩業的監管，規範博彩企業的營運，繼續推動負責任博彩。」完全沒有也一併研究是否「增發賭牌」的內容。
　　何況更重要的是，作出增發賭牌的決定，是中央政府的權限，不要說是受託的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沒有「建議權」，就連澳門特區政府也沒有「話語權」。實際上，澳門開賭，在一定角度上看，是屬於中央的權力。這可從幾個例子分析。其一，是在當年前澳葡政府最後一次與「澳娛」續約時，正在進行的中葡談判，發生了「年期之爭」。中方根據鄧小平關於在本世紀內實現祖國統一的願景，主張在一九九九年結束之前收回澳門；而葡方則以「完成各項大型工程需要時間」等理由，希望能將交還澳門的時間拖到二零零五年之後。但主持續約談判的孟智豪，無視中方的主張，將與「澳娛」簽署的新賭約的效期，跨過二十世紀，並附加「東方基金會條款」。此引發中方強烈不滿，在「澳娛」舉行成立二十五周年酒會時，全體駐澳官員以拒絕出席來表達「無聲抗議」。由此，中央已將回歸後的賭牌決定權，掌握在手中；澳門特區只是擁有具體操作賭牌開投及管理的權限。這就有點類比澳門特區的政制發展，調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主導權，是由中央掌握；而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的具體操作方式的修改，則是屬於澳門特區高度自治的事項。其實，這也是變相延續此前「澳娛」投得賭牌後，最終還需要葡國政府批給的做法。因此，由澳門特區政府自行運作的「中期檢討」，不涉是否「增發賭牌」，是尊重中央政府權力，恪守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的表現。
　　其二，在二零零一年「澳娛」的賭約即將到期時，中央決定澳門特區開放博彩經營權，批准澳門特區政府可以發出三個賭牌，並作出「全國只有澳門可以開賭」的指示，就完全體現了中央的這個權力。這也是香港特區政府曾一度計劃開賭，也被中央「打回頭」的原因，甚至還影響到目前管治權尚未及於的台灣地區。實際上，連江縣經過「公投」決定在馬祖島開賭，並計劃與福州市合作時，國台辦和福建省政府就奉中央政府之命，予以制止。
　　其三，另一個有力的例證，就是在年前，某些中央級的智庫單位，包括中國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為賭約期滿後如何處置的議題，派員到澳門進行調查，廣泛接觸各界人士，徵求意見。這有可能是作出調研報告提供中央有權限機構參考，作出最後決定。
　　其實，澳門特區政府在經過競投，確定三個賭牌的批給後，又決定每個賭牌可以分別衍生一個副牌，形成「三開六」，這本身就已經違反了中央的決定。因而再「增發賭牌」，就是含有「不聽中央話」甚至是「對抗中央」的意涵了。
　　因此，澳門特區不能「一錯再錯」。在此情況下，無論是在權限上，還是在技術上，受託的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都無權對是否「增發賭牌」提出建議，因為則是中央的權限。不要說是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沒有「建議權」，就連澳門特區政府也沒有「話語權」。
　　何況，即使是在澳門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的權限範疇內，增發賭牌也是有違行政守信的。實際上，在賭牌開放時，是有十八家符合資格的企業參與競投。「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首次公開競投委員會」極為認真地對這十八家企業所提交的資料進行評分，最後「錄取」了其中三家。後來在由三個「正牌」各自衍生出一個副牌時，由於此前進行的賭牌競投是國際競投，而中國澳門特區作為「WTO」成員體，是應當按照國際慣例，按照公開競投時的計分排名，從「落選頭」中順序「錄取」的。但實情卻並非如此，甚至有並未參與競投者獲得「副牌」。倘當時有其他參加競投落選者按照「WTO」規則進行「國際投訴」，就將嚴重損害中國澳門的履約形象。雖然增發賭牌是重新競投，但也有損當初公開競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