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結果出爐，毫不意外地，中國的「九段線」主張被仲裁庭裁定為不具法理依據。之所以說「毫不意外」，原因在於，恐怕中國外交部從一開始就不認為仲裁庭會站在他們那邊，否則中國也毋須如此堅決地杯葛抵制是次由菲律賓提出的訴訟。換句話說，面對這樣的仲裁結果，外交部的反應和發言都不過是行禮如儀，把要說的話再說一遍、要發的怒再發一回而已。真正在狀況外的，是那些保家衛國心切的愛國同胞們。為了抗議南海裁決，他們呼籲抵制麥當勞和肯德基等美式快餐店，更圍堵店家，拉起「你吃的是美國人的肯德基，丢的是咱老祖宗的臉」的橫額，還指責在內用餐的顧客。現實世界如是，網絡世界也不遑多讓。只要藝人們沒發文支持捍衛南海主權，就是賣國，就是投敵，反正國難當前，不容你貼些風花雪月的照片，誰敢貼誰就是罪人。
這種為了保護國家領土、要求一致排外仇外的情結，早就不是新鮮話。二零一二年，因釣魚島主權爭議升溫而釀成的民間反日示威，最終演變至暴力行動，正是最突出的例子。有學者遂提出「領土民族主義」的概念，來分析近年東亞各國（尤其是中國）的這類激進愛國思想，並認為東亞各國民眾對往日「帝國」的輝煌想像，是支撐這種「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觀和民族主義情緒的主要原因。必須強調，中國的「領土民族主義」與西方國家或其他解殖國家的「領土收復主義」略有不同。後者在更多時候是緣於在訂定國界時，該民族國家所涵括的領土，與民族傳統生活的地域並不一致，有一部分人所居住的土地被劃為其他國家所管理，因而出現了「收復故土」、「統一民族」的呼聲。其極端的例子，像是一戰前後德國的「泛日耳曼」和俄國的「泛斯拉夫」情結等。簡單點說，這是一種「種族民族主義」──以種族的同一性為基礎來達到建構國家的目標。
然而，中國人民對領土完整性的狂熱，顯然不建基於帶著濃厚種族色彩的「統一民族」呼聲之上。先不論釣魚島和南海諸島本身就是無人島（或無人礁岩？），不存在所謂「統一民族」的問題；從根本上說，中國其實是反種族主義的──「大家都是中國人」，我們耳熟能詳的這句話，恰好證明了中國反種族／民族區別的傳統態度。相反，中國的民族主義走的是這樣一條路線：以同屬於「中國」的此種身份，統合融和各種不同的民族。它並非要「以種族的同一性為基礎來達到建構國家的目標」，而是「以建構國家來達致民族的統一」。因此，「中國人」這個概念必須不斷地膨脹，而為了支撐此種民族性的建構，「中國」這個概念也要不斷地膨脹。若果「中國」受到打壓、領土被剝奪，連帶「中國人」的尊嚴也將受到挫折，民族性的建構便無從談起。同胞們對中國領土的「神聖不可侵犯性」立場，或許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訴諸國家強盛、領土擴張的民族主義，不消說自然是一種頗不健康的「愛國」心態；國家為了「餵飽」民族主義者的所需，採取的也必然是提高硬實力、對外強悍而不妥協的外交立場（試想想前些年的「大國崛起」），最後便是騎虎難下，演成惡性循環。若進一步看，這種「具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之所以形成，也可以說是民初時期的遺毒。不少人愛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犯強漢者，雖遠必誅」，認定此種民族主義心態早在古代已有，廿一世紀的再現不過是傳統文化作祟。實際上，古代中國毋寧更接近所謂的文化中心主義，他們視蠻夷戎狄等外族為未受儒家聖王之道洗禮的文化次等族類，假若外族統治者能尊重傳統文化、標榜儒家思想，士人們仍樂意為其效忠（具體例子請見五胡十六國至北朝，還有清朝），因而在其中起關鍵作用的，不是「民族」，而是「文化」。然而，經歷了民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傳統儒家思想已不再成為鞏固文化自尊和集體認同的靈丹妙藥，而為了應對列強侵略的現實，新政權另謀民族主義的出路便成為當務之急。當時普遍出現的「國體即身體」的論述，即暗示了壯大國家、使國家變得強盛才是知識份子們認定的唯一辦法。一言以蔽之：「中國人」的認同建立在「中國」的強大之上，而為了維護「中國人」的認同，「中國」也就容不下一絲侵侮──這樣的民族主義遂應運而生。
今日面對釣魚島爭議、面對南海仲裁，中國民眾的「領土民族主義」依然甚囂塵上，但官方對此，卻是持放任態度，甚至樂見其成。中央打著的如意算盤其實不難忖度，畢竟若無國內民眾的支持，強硬的外交態度也就失掉了根。然而，當國際關係學者大多認同此類民族主義無益於國家間的關係正常發展的時候，中國的做法便難免倒行逆施，也只會讓「和平崛起」的美好憧憬最終流為虛偽說辭。如何讓民族主義不只是失去理智的叫囂怒罵，而成為有助公民團結的自豪放歌，才是真正讓中國在國際社會上贏得尊重的關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