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臨近，教育議題自然成為各派焦點所在，而教科書作為政治論述早見於百年前，理論體系則在近五、六十年開始成形。從學上，教科書從功能論(functionalism)過渡至批判論(critical theory)具有必然性。在經歷課程建構、解構與重構的發展過程，學界早已默認教科書與政治間的情侶關係。探討其作為意識型態的再製工具(即坊間狹義所指的「洗腦」)，研究量可說是汗牛充棟。學者們對教科書作為串聯教學理念與課程間的橋樑作用，支持與反對有之。
從市民的角度，此等兩極現象教人困惑，而澳門坊間常見的三種論述立場，即便教科書統一論、教科書洗腦論與教科書無用論，不但讓教科書的價值在未展開討論前已淪為政治口號，更讓其存在意義糢糊化。
要了解教科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並用以檢視澳門的情況。不妨從教科書與政治間的初次邂逅、熱戀到若即若離的過程中找尋答案。這不但有助還原教科書的真實面貌，更有助我們對教科書的各種表述進行fact check。
邂逅與相逢
自古以來，教科書作為政權價值傳遞的工具十分普遍，西方有《聖經》而中國有《四書》。 於此，無意貶低兩部經典，只想說明作為當時全國的「統一教材」，將有助鞏固統治集團的合法性。然而，在當代意義下對教科書進行政治論述，則以美國學者魯格(Harold Rugg，1886-1960)的案例，堪稱經典。
魯格為19世紀的美國教育學者，主修工程學，碩博士進修社會學、心理學。於一戰期間先後與著名教育學者周德(H.Judd，1873-1946)、桑代克(E.Thorndike，1874-1949)等人共事，並曾在林肯學校與哥倫比亞大學等任教。及後，也與屈伯克(W.Kilpatrick，1871-1965)及其門生過從甚密。不難看出生命的軌跡對魯格的課程觀與教材觀之影響。
魯格所處的年代正值美國面對經濟困境，跟隨進步主義的步履，強調社會課程的重要性。並主張以「合」的課程模式代替「分」的課程規劃，利用社會學整合歷史、地理、經濟和公民等科目，而作為課程觀最好載體的教科書應運而生。魯格及其小組分別於1922年、1926年出版《社會科學手冊》、《美國及其移民》，以及《外國出生者在的美國化》等書，而於1929年出版第一冊《美國文明導論》更是影響深遠，當時估計超過一半學生在使用。美國課程史學大師 克拉巴德(H.M. Kliebard) 更認為：「這是一場社會建構論者在課程建構中的大勝利。」
然而好景不常，受限於當時的政治氛圍。美國本土右派質疑內容過分偏左，帶有共產主義色彩，魯閣本人甚而被抨擊為共產主義者。因此，教材自1930年後產量也如江河日下，不被採用，也成為教材史上大型政治批判的學習範本。
惟是，歷史總愛開命運的玩笑，正因為對魯格教科書的政治公審，卻為教科書的價值批判拉開了序幕。後續美國著名的學者艾波(M.Apple)、吉諾斯(H.Giroux)、法國學者布爾迪厄(P.Bourdieu，190-2002)等更集中討論教科書、學校體制與政治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洗腦」、「愛國」、「愛黨」等詞彙在教科書研究屢見不鮮，只是，他們的視野又豈止咁簡單？
亞洲區的熱戀期
西學東漸，70年代起，亞洲立時成為西方教科書研究的種植場，遍地花開。早期學者如歐用生，探討小學社會科教科書中的意識型態，發掘教科書中刻意灌輸有關愛黨、民族情緒與身份認同等議題，與今天的教材洗腦論者所持，異曲同工。
而學者如蕭昭君，則從性別的角度，分析教科書中的性別不平等與偏見，進而批判性別角色的預設與期望，澳門相關的研究甚為忽視。
師承艾波的王麗雲教授則透過分析教科書中的政治意識型態，探討階級、權力之間的角力，並深究教科書如何讓不公平的價值成為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現象，加以闡述。
而譚光鼎、陳麗華等學者則從本土主義出發，探討台灣原住民在教材中的形象，用以批判教材對原住民身份、形象的扭曲。另外，尚有周珮儀、詹寶菁等學者從教科書史學與美術研究等角度，嘗試分析出教科書的研究主題、關鍵概念與理論轉向等。教科書的研究早已不局限在「洗腦」的論述向度，學界更多關注是教科書與教育公平性、教科書與知識重建，以及權力與階級再製的關係。
另外，當誤以為只有台灣學者才關注教科書的政治意圖時，那便大錯特錯。內地著名學者鐘啓泉、王策三則從課程觀分析教科書、教育政策、一綱多本與民主訴求之間的關係，激辯程度實不惶多讓。
而石鷗、王建軍等學者也從歷史角度，分析教科書的構成與設計，關注意識型態、空無課程、課程變革等觀念，了解教科書與課程改革的關係。
經歷熱戀期後，全球的教科書研究有著相似的發展線路：一綱多本漸成全球共識，批判理論對於教科書的政治解讀，由價值檢視(洗腦論)轉向更高層次的社會公義訴求(再製論)。
在本澳，持統一論是否足以應對未來的社會發展？讀者可自行解讀。而持洗腦論對於教科書批判理論的了解有多深？程度有多高？也值得各位細味。至於主張教科書無用論者是否已環顧全球自編教材風潮敗退的原因？則立論前，不妨先行研讀。
熱戀過後，教科書與政治間的關係，若即若離，難分難捨。
國際視野下的新關係
當代，教科書的研究與設計學、美學，以及排版學等學門靠攏，探討使用教科書與政治問題漸被「能否設計得讓學生易於閱讀？」、「能否讓教師便於討論？」、「是否具備美育功能？」等問題搶占其學術領土。
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轄下的國際教科書研究中心（The 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簡稱GEI）近年出版了"Textbooks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強調未來教科書的設計必需要「為學習而設計」。指標已不再純然針對教科書內容的政治意向，更多是大量的編輯設計學元素，以及是否能建構和平意識。鄰近的香港、台灣則「跟車甚貼」，按此訂定優質教科書設計時考量的因素與標準，分成內容、組織編排、文字、圖片等數個範疇，羅列超過50項指標。條理清晰，邏輯嚴謹。
正當澳門坊間在為教科書統一論、洗腦論、無用論而喋喋不休。外地關注度卻明顯下降，究其因由有數點：
首先，跟隨網路世代的發展，教科書已不再是唯一合法的知識代言人。知識的話語權比重變輕，套用後現代的術語，再沒有教師、學生會相信教科書是唯一的真理；而從大格局而言，跟隨自由貿易成為了全球的經濟發展的指導原則。教科書已成了「不可逆轉」的市場肥肉，寸土必爭。除了少數極權國家 (如：北韓)會要求全國採用統一教材外，其他地區為數不多；其三，從教師專業層面來看，學者們對於教科書的批判已接近百年，對教育理論有基本了解的教師也明白，教科書背後隱藏的政治意圖。借用著名教育學家弗萊雷(P.Freire，1921-1997)的想法：「教科書的作用就是用來批判。」，沒有教師會視教科書為萬能工具而乏批判性；第四，正值資訊爆炸年代，一本良好的教科書有助資料篩選，為教師換來更充裕的時間作教學安排。
相對於上述，台港教科書出現的困局，值得澳門借鏡：書商為了在激烈的市場中贏取一席，只有不斷「完善化」整套教材，間接使教材出現「多本一體化」與「教材傻瓜化」現象。即便花大量的資源在設計教學配套、教學指導與教學活動上，甚而在課堂中哪一段說一則怎樣的笑話，也加以提供(有興趣的教師朋友，不訪前往台灣訂購)。反觀，如何深化教師對教學內容的認知卻乏人問津。部份教師也樂於食「快餐」，建議學校選購有大量配套的教學用書，持一書足以備全課的態度。結果造成書商與書商之間相互參照，同質異樣。
爭論背後：澳門教科書的未來
往昔，澳門的教科書市場一向以香港、內地為主，兼有台灣、海外。而自回歸後，政府一方積極進入，從以表現與葡人時代的政府有異，這不難理解。而在2008/2009學年設計出首套小學《品德與公民》教材，若與回歸十年的時間點對接，是否一次巧合？足以讓人無限遐想。
從政府一方，若以就澳門教科書議題作延伸思考。幅射出的重點並非政治考量，而是超過「一本教材」的思考，進入權責定位的問題：究竟是花力氣投入教科書的創設與出版？還是只進行教科書的審訂工作？亦或是採用三不管的方針？是採用判給方式？還是慢慢建立起教材設計的團隊(或第三團隊)？或還是鼓勵各大學進行投標？可以肯定的是，各地政府對於教料書的在地化(Localization)進程責無旁貸，以上難題十分考驗在位者的教育智慧。
至於，政治人物(團隊)積極關注教育問題並努力發聲，從看準教師票倉的不穩定性角度，這樣的政治判斷可以理解。惟是，如何形塑自己與前線教師站在一起？由空泛的教育口號轉往專業的教育論述，將是吸引票源的關鍵：「知識份子所需要的不是純粹發聲，而是有專業的討論(史景遷語)。」如何能使自己更「貼地」，除了考驗政治智慧，也考驗政治人物(團隊)的學術水平。
若站在教育研究的角度，以下的問題才是本澳教科書爭論，所引伸出最核心的問題，左右大局：「從探討教師對教科書的看法，用以解讀本澳教師的課程觀，藉此檢視教師間、學校間、與政府之間的認知鴻溝，足以推敲課程改革的未來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