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理解澳門基本法的法律地位

    澳門基本法是我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是澳門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祇有全面準確理解澳門基本法，才能保證澳門“一國兩制”實踐始終沿着正確方向推進。澳門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把宣傳、學習和貫徹澳門基本法作爲重要任務加以推進，取得了顯著成效。然而，有許多推介文章和一些學術作品，在宣傳澳門基本法的時候，卻提出了“澳門基本法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根本法或根本大法”或“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裡具有最高法律地位”的表述。考慮到維護澳門基本法權威及法律上的嚴謹性，特寫此文章辨明根本法和基本法的概念，以求進一步準確理解澳門基本法的法律地位。

    一、甚麼是根本法？

    在我國，根本法是憲法在法律上的另一種稱謂。憲法是我國的根本法，是因為憲法規定了我國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憲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嚴格。

    將憲法稱為根本法，經歷了一個歷史發展過程。一七八七年美國憲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然而，美國憲法並沒有明確確立自身的最高法律地位。

    美國憲法第六條規定，“本憲法及依本憲法所制定之合衆國法律；以及合衆國已經締結及將要締結的一切條約，皆為全國之最高法律”，即將憲法、聯邦法律和條約同時確立為美國的最高法律。此後直到一八○三年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森案，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馬歇爾明確指出，“違反憲法的法律是無效的”，才確立了美國憲法在其法律體系裡的最高法律地位。一九一九年德國魏瑪憲法，除了規定政治體制的內容外，還率先將基本國策寫入憲法，其第二篇“德國人民之基本權利及基本義務”分別規定了“個人”、“共同生活”、“宗教及宗教團體”、“教育及學校”、“經濟生活”，為國家法律體系裡各個部門法的制定提供了憲法基礎。

    蘇聯十月革命以後，一九一八年通過的蘇俄憲法，其全稱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憲法（根本法）》，其序言裡明確指出，“由一九一八年一月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批准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同第五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一起，都是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唯一的根本法。”一九二四年通過的蘇聯憲法，其全稱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根本法（憲法）》。這就是說，在蘇聯法律體系裡，憲法和根本法是兩個可以互相替換的特定法律概念。

    西方的憲法觀念傳入中國以後，我國一直將憲法和根本法作為同義的概念來適用。鄭觀應是較早討論中國憲法問題的代表性人物。他在致伍庭芳的信中就說過，“憲法為一國之母法。必先有良好之憲法，然後各種法律始有所根據”。他在《上順德鄧宮保》裡說，“變法而不立憲，如樹之無根。立憲者，變法之根柢也。”一九○一年，梁啟超在《立憲法議》指出，“憲法者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為君主、為官吏、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

    一九二四年，鍾賡言《憲法講義大綱》是我國較早的一本憲法教科書。該講義大綱指出，“憲法之本旨，不外乎國家之組織及其作用之根本法則之意”，“惟是現今普通所謂憲法，其意固不若是廣泛也。憲法云者，專指所謂立憲國，即有國會之國家而言”，“惟對於有國會之國家之組織及其作用之根本法則，乃始稱之為憲法。而稱有此等憲法之國，曰立憲國。”

    一九三三年，張知本的《憲法論》指出，“憲法為一國之根本大法。”

    毛澤東在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裡指出，“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佈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一九五四年，毛澤東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中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一九五四年周恩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工作報告》裡說，“我們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已經光榮地完成了一件歷史性的工作，通過了我們國家的根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九八二年，憲法將根本法的概念明確寫進憲法，其序言規定，“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這就明確指出了根本法是憲法在法律上的特定法律稱謂，憲法規定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的根本活動準則。（上）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  王  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