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文遺保育是澳門近十多年來最受關注的社會議題之一，大概沒有人會反對。尤其是澳門歷史城區列入聯合國世界遺產前後幾年，從重建下環街市、藍屋仔爭議、東望洋燈塔景觀危機、拆卸望廈兵營、主教山景觀問題以及高園街公務員宿舍等等事件，引發民間一波又一波的保育運動。
接續幾年，面對民間強大的保育訴求和力量，空間尋租者似乎將主戰場轉移到土地批給或規劃利用的手段上。因此像一些新開發區的批地爭議，例如南灣湖CD區、新口岸及黑沙環新填海區等；或超高樓爭議如路環疊石塘項目等案例大幅增加，而對單一文物建築的保育爭議反而逐漸減少。
但是近年來，隨著制定並實施《土地法》、《城市規劃法》、及《文化遺產法》後，大幅縮減土地尋租者的利益空間，戰場似乎重回舊區。民間再次感到澳門的歷史建築危機重重，尤其在主事官員保護不力，甚或在「活化利用」的號召下帶頭拆卸改建，爭議不斷。加上新成立而運作透明度大大倒退的都市更新委員會，社會更是充滿疑慮。
當戰場再次回到舊區，官方的論述及手段變得更細緻，利用充分的資源、行政機制以系統的力量塑造全民共識。當實在無法滅絕哪怕是少數的異議聲音，便以對立的利益想像來製造空間相關者的對立。對民間要求保育的呼聲，總能製造對立的群體來相鬥，最近的例子，如「愛都酒店」舊址，呼召的是青少年文化、教育空間的需求；拆除山頂醫院旁兩間小屋，是為了防範傳染病危機的全澳利益；改造「舊法院大樓」，則是為了滿足澳門的圖書館發展和文化設施的要求；袖手旁觀慈幼中學百年校舍拆卸重建，是學校本身的辦學需要。
還有更多的例子，政府忙不迭地將各類有文物價值的建築物，以「活化」之名改變原有的用途，截斷歷史建築本該承擔的集體記憶作用。例如，將俗稱「綠屋」的公務員宿舍改為私人基金會大樓，計劃將龍環葡韻、九澳聖母村等改為旅遊用途。這些所謂的「活化利用」，其實是對文物建築的失憶工程。
許多學者都指出，集體記憶、民眾記憶常常發揮社會進度的重要作用。其中，二十世紀重要哲學家傅柯十分看重民眾記憶在社會鬥爭中的作用，「記憶實際上是鬥爭的重要因素，如果控制了人民的記憶，無異就控制了他們的動力。同時也控制了他們的歷史經驗、他們對以往各種鬥爭的理解。如此一來，他們便無需知道抵抗運動是怎麼回事了……」。
傅柯以上這段分析，雖然是在對電影的分析時提出，但我們認為亦很適合應用於空間的民眾記憶。亦即，文物的保育不該只著眼於單一建築物的實體保存問題，而更應著力於對相關建築物的社會記憶保存、活化，甚而重構其社會意義。
在活化社會記憶這方面，公民社會本身做得遠未足夠，也因此會慢慢失去反抗的動力。同樣以上述案例為例，極少人將山頂醫院旁的兩間屋、「中西藥局」遺址、九澳聖母村等連在一起考察，而去重建澳門在公共衛生、慈善醫療，以至防疫等方面的城市記憶；或者從「舊法院大樓」的空間格局喚起澳門司法發展的歷程；或者從「愛都酒店」舊址，挖掘澳門娛樂旅遊業的社會記憶，並從而解釋今日的面貌。
正如傅柯斷言，真正的抗爭是存在的，也是可能的。關鍵是民眾記憶，正是那些無權無勢的人，那些沒有權利編寫自己歷史的人們，他們同樣掌握紀錄歷史、回憶歷史、經歷和利用歷史的方法。面對官方借「活化」之名，切斷一棵棵歷史建築物的記憶，民間可能無法阻止，但應該有能力將事件形成爭議，借著公共討論的平台，「活化」相關建築物的社會記憶，並重新嵌入當下的政治脈絡中，讓破壞文物者成為社會長久記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