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優先？美國憂先？

    今年一月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題為《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的主題演講中，強調要堅定不移捍衛經濟全球化，語重心長地指出，搞保護主義如同把自己關進漆黑屋子裡，以及打貿易戰只會兩敗俱傷。正當全球因美國總統特朗普大力鼓吹保護主義而陰霾處處，領導環球第二大經濟體的習近平主席的說話，無疑是一縷暫且令人釋懷的春風。

    斥中國貨幣操控冠軍

    但在這番說話未夠一個月，特朗普突然發難，痛斥在他眼中操控貨幣匯率的國家包括德國、日本和中國。他更在二月廿三日接受彭博獨家專訪時，指控中國在衆多國家中，為貨幣操控的總冠軍。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惠譽今年二月針對特朗普難以捉摸的言行舉止，發表一篇不尋常地坦率的註釋，詳細分析“美國政策出乎意料和不可預測的變化，對全球經濟和各國信用評級引發的風險”。文章指出，引發風險包括破壞貿易關係、國際間資金流動減少、移民數量減少，以及因政策制訂者相互之間發生衝突的各種可能性，導致金融市場長期動盪。惠譽更特別指出，德國、日本和中國承受的風險可能最大，原因在於現有的財政不平衡、和牽制着雙邊關係看似不公平的框架和手段。文章中的“雙邊關係”指的相信是與美國的雙邊關係，“財政不平衡”是指與美國的貿易逆差，“看似不公平的框架和手段”則相信是不公平的貿易手段，包括貨幣操控。

    貨幣操控需符三準則

    特朗普一旦成功標籤任何國家為“貨幣操控國”，得到的好處是有充足的法律理據在該國進口美國的貨品上施加巨額懲罰性關稅。今年二月十七日，《金融時報》一篇文章列出美國財政部標籤一個經濟體／國家為“貨幣操控”的準則。一、在兩國雙邊貨品貿易中，涉及貿易盈餘達至200億（美元，下同）；二、現金賬目盈餘相等於該國GDP的3%；三、連續購買外幣長達十二個月，總額超過該國GDP的2%。

    任何一個國家被標籤為“貨幣操控國”，須同時符合上述的三個準則。在獨立探討德國、日本和中國是否符合上述三個準則前，先引述《金融時報》文章中，一名曾在奧巴馬政府期間擔任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美國財政部經濟師塞斯特(Brad Setser)的評語，“我唯一知道不停抑壓它們國家或地區的貨幣匯率升值的是韓國和台灣。”該文亦曾提及新加坡“在某程度上”也可算犯了同樣的行徑。

    雖然上述三個國家或地區從沒有承認干預／干擾貨幣匯率，但同一篇文章引述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韓國現金賬目盈餘約等於該國GDP的8%、台灣為15%、新加坡更高達19%。這亦意味這三個國家或地區同樣倚賴外國需求。當需求達到飽和，與供應國家在貿易上自然產生貿易逆差。

    無指控亞洲外交棋子

    另一方面，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現金賬目盈餘在一五年的總和是2,390億，亦是日本1,350億的1.7倍、中國3,300億的72%。據《金融時報》文章指出，截至一六年十月，台灣並未符合前述準則的第一項，韓國則未達到前述準則的第三項。但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經濟師克萊因(William Cline)推算，台灣和新加坡貨幣匯率需分別升值26%和28%，才算達至市場公允的價值。但韓國、台灣和新加坡從未被特朗普提及，更遑論被描述或指控操控貨幣。部分原因相信這三地除日本外，均是美國亞洲外交政策的重要棋子。

    根據上述數據和分析，從正常角度看，不難理解特朗普為何只指控德國、日本和中國操控貨幣匯率，卻對韓國、台灣和新加坡隻字不提。德國用的是歐元，是歐元區19個成員國的共同貨幣。且歐元貨幣政策是由歐洲中央銀行制訂和監管，而非德國中央銀行。歐洲央行行長更是意大利人，而非德國人。歐元疲弱是因歐元區內大多數成員國經濟疲弱。不容否認的是，德國可能由此有所得益，但歐元疲弱並非德國故意造成。

    從另一角度看，歐元疲弱是源自○八／○九年美國房地產次按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另外，日本自一一年後，便沒有干預日圓匯率，為何相隔六年後舊事重提？

    減外匯支撐人幣匯率

    至於中國，與美國的雙邊貿易為其帶來3,470億的進賬，遠超前述第一項準則的200億。據經濟指標網站數據，中國在一六年的現金賬目盈餘是2,104億，中國在一六年的GDP約11.73萬億；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今年二月八日公佈現金賬目盈餘相等於國家GDP的1.9%，較一五年的2.7%，大大低於前述準則第二項的3%限額。

    至於第三項關於連續購買外幣長達十二個月一事，唯一值得評論的是，中國的外匯儲備在過去兩年實際上減少1萬億，大部分用於支撐人民幣匯率，意味着中國一直拋售外幣（相信大部分是美元），用以回購人民幣。若中國是貨幣操控者，它為增加輸出貨品到海外的數量，應盡量貶低人民幣匯率價格，而非不停動用外匯儲備來支撐人民幣匯率。現時中國着緊於支撐人民幣匯率的主要理由，並非為增加出口競爭優勢，而是防止資金在人民幣持續貶值時不斷外流。

    故此，中國在過去一年，實施不少越加嚴謹的行政措施來管制資金外流。以上種種行徑，並非一個為了在國際貿易中取得優勢，試圖把其貨幣匯率保持低於正常匯價的國家應作的行為。

    無國家被標籤操控國

    美國財政部在去年十月十四日的半年度報告指出，“現時並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國家同時符合可以被標籤為‘貨幣操控國’的三個準則。”因此，若根據上述分析和依據，與美國貿易逆差最大的三個貿易夥伴，亦即德國、日本和中國，並不能被標籤為“貨幣操控國”。但為何特朗普政府還以貨幣操控作話題大做文章？原因會否因特朗普喜歡雙邊貿易協議，故為了預先在談判桌上取得強大優勢，最簡易的方法便是“有理無理”先指控或標籤貿易對手為“貨幣操控者”（並要脅對方可能考慮施加懲罰性關稅），作為未來談判的籌碼？德國正是這樣的一個例子。不要忘記的是，特朗普在骨子裡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生意人，深諳在談判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的不二法門。

    緊隨着這思維模式，下一個問題是，特朗普究竟有否把整件事情繼續進展下去的可能性徹底思考清楚？這樣的策略會否最後導致事與願違？一般人當然明白預先在談判桌上取得強大優勢的好處，但是否有需要在遣詞用語上引致對方強烈不滿？以歐洲來說，除非特朗普願意相信歐盟或歐元區會最終解體，否則德國仍然是歐盟／歐元體制內單一最重要的成員國，無論在政治、經濟和金融上，都擁有不言而喻的極大影響力。

    美舉措令歐越行越遠

    另外，特朗普不單只是英國脫歐的支持者，他對北約組織(NATO)也缺乏熱忱，加上對俄羅斯秋波暗送的舉止，種種行徑均可能不自覺地將歐洲越推越遠。歐洲一旦與美國疏遠，為了貿易和金融，歐洲將何去何從？明顯不過的答案將會是亞洲。

    在這問題上，誠如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卡泰寧(Jyeki Katainen)曾說，“技術層面而言，我們會非常困難才能加快發展步伐，因我們正與亞洲國家談判中，我們現在應該做的是在談判時增加多一些政治上的支持和誠意。”卡泰寧說，“我們這樣做並不是針對美國，不過很多成員國／夥伴均表示他們需要明確的訊息，告訴他們整個世界並非正轉向保護主義。”如果情況真是這樣，只要聽特朗普和習近平的說話，就不難發現誰是保護主義支持者，誰正全心全意堅定不移捍衛自由貿易。

    轉向亞洲。特朗普可能對日本被指控貨幣操控時的反應不以為然；另一方面，他亦可能從安倍晉三的談判桌上成功在政治、貿易或金融方面贏得某些好處或承諾。但中國肯定不會如日本般委曲求全。

    舉利劍挑釁亞洲市場

    至於亞洲其他較細小的國家和地區，被美國標籤為貨幣操控的威脅仍然存在。特朗普將在何時何地運用這一談判伎倆，無人可預知。但若要向鼓吹保護主義的美國霸權忍氣吞聲“叩頭”俯首稱臣，以換取在地域爭議時的支持，或與倡議公平合理開放共贏的中國擴展自由貿易關係，以外交途徑解決地域紛爭的選擇時，對不少亞洲國家或地區而言，看來不難選擇。

    亞洲在全球實際GDP中，已由九○年23%增至一五年的38.8%，且預測在二五年將遞增至45%。中國則被預測在二五年時GDP將佔全球的三分之一，一旦與亞洲其他地區合併，數字將超過50%。面對如此的未來經濟實力預測，還高舉保護主義的利劍到處挑釁，是否可被視為一項精明策略？雖然特朗普在競選時一直高調呼喊“美國優先”的口號，但若他的政府真的採取漠視現實世界經濟局勢和亞洲地緣複雜因素的態度繼續一意孤行，其口號不難變成“美國憂先”。但特朗普的性格始終是“特朗普優先”，最後的取態無人能料。

    鍾立雄暨經濟研究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