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是中國近代史上一部影響巨大的政論專集。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林則徐首先在澳門打開了一扇西看世界的窗子，以後西學東漸，19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分子掀起一股憂國憂民、硏討富國救時良方的熱潮。在羣言浩瀚中，《盛世危言》是90年代初一部警世醒時、震動朝野、傳誦數十年的巨著。康有爲、梁啓超、光緒帝、孫中山、毛澤東等都從這部政論專集中獲得敎益和啓迪，該書影響的深遠，在中國近代史上可謂是罕見的。
而《盛世危言》和澳門這小小的半島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作者鄭觀應(1842—1922)世居澳門，晚年也有不少時間在澳門祖居鄭愼餘堂養病寫作。他的父親鄭文瑞在本澳設私塾授徒，鄭觀應自小在澳門受敎育，17歲參加香山縣的童子試落弟，才離開澳門赴上海當商務學徒，並隨叔父學英語。
1862 年，21歲的鄭觀應開始搜集資料，醞釀撰寫政論文，其中不少在上海《申報》上發表（《申報》是同治十一年(即1872)4月30日由英國商人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創辦；鄭觀應是我國知識分子中最早一批向報章投稿的人）。到了1873年，他把這些「觸景傷時」的作品，編成《救時揭要》結集出版，這就是他的第一本著作。
《救時揭要》兩序一跋均註明寫於同治十二年冬至，集中廿四篇文章應該完稿於1873年冬至之前，從內容上看，第一篇《澳門豬仔論》到第七篇《澳門窩匪論》題材全來自本澳社會現狀，也是澳門當年最尖銳的社會問題，還有諸如《擬自禁鴉片煙論》等也間接和澳門有關。「豬仔」一詞，已有很濃的澳門鄕土味。澳門當年販賣勞工、窩娼聚賭，鴉片流行，洋人劃疆分治、官紳無力保關護民……這些使少年的鄭觀應感觸很深。他在《澳門窩匪論》一文中說：「盜賊之熾，奸宄之多，余足跡半天下，從未見有如澳門之甚者也!」他呼籲淸政府加強管治，關注子民的人身安全和國家關稅的權益。他的文章不但如實紀錄了19世紀中澳門社會罪惡的一面，切中時弊，也反映了鄭觀應一生憂國憂民的深切情懷，他的改良主義思想是在澳門萌芽的，其第一部著作在澳門孕育。
爲了使自己的思想主張不斷完善，1880年，鄭觀應又把他後來寫的三十六篇論述，另輯一册，取名《易言》以杞憂生的筆名出版。他從商業、科技、法治、敎育等方面，因「思挽時局」而抒發「內心積感」。《易言》的題材比《救時揭要》更爲豐富，而富國救時的主導思想則與《救時揭要》和後來編著的《盛世危言》都是一脈相承的，簡直可以說後二者是前者的續編。
1886年，鄭觀應開始醞釀《盛世危言》的構思，從執筆、輯錄、刪正，補充、修訂一直到1893年，五卷本才能刊出，曾獲光緒御覽並推薦的就是這個版本，此後一紙風行。到1900年他又花了不少心血，增訂新編八卷本問世。1907年，他回澳隱居期間，憂國憂民之情更殷，開始編輯《盛世危言後編》，至翌年下半年，這部傾一生心血的力作，才在「澳門鄭愼餘堂寓所」續成，分爲十六册。
1919年他自資印出樣本350，1921年再修訂後由上海翰華閣書店刊行問世。前後歷時13個世紀，縱橫審視十餘國，力論「中、外盛衰治亂之道」，「國家求富強之法」、「學者修己治人之方」。論點鮮明、論據充實，是他獨自經商、以及協襄洋務60年的親身實踐，涉足中外各大城市，對比中外、東西輿情的心得體會，也是他「目擊時事、利權目損、漏卮日多，而惓懷家國之念昕夕不忘」因而「究心當世之務」的心路歷程的忠實紀錄，是他不斷提高和完善的政論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