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香桂子落紛紛

    憶南懷瑾老師的愛國情懷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我奉調回北京。不久，老師也秉持葉落歸根的思想，決然遷回內地。

    全部身心歸根太湖

    老師僑居海外五十餘載，其間，為保存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傾囊藏書達數萬冊，其中包括《四庫全書》、《大藏經》、《道藏》，多為古本、善本、珍本。還收藏有少量佛像、書畫、琴劍等，共計六百多箱。老師致信說，“這些藏品很珍貴，不僅屬於我個人，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產。我已年至耄耋，這些藏品亦當隨同我葉落歸根，回歸祖國內地。”我接信後，當即居中協調。海關對於一般私人藏書通關的確有限制的規定，我建議海關總署作為特例處理，玉成了老師的美好心願。南老師逝世後不久，依法得以繼承的子女一致宣佈將把這許多遺物捐贈公益。因此，我又聯繫了文化部副部長兼國家圖書館館長周和平，周部長非常歡迎，並表示可以在國圖闢出地方，設立“南懷瑾捐贈文獻專區”。

    老師回歸內地後，定居在吳江廟港鎮的太湖之濱，那裡的綠化和水質特別好，是上海市自來水工程引流太湖水的咽喉地帶。老師決定在這裡興建一座太湖大學堂。設計圖初成時，他在圖上指點我看，興致勃勃像個少年人。他不辭辛苦歷時六年，看地、看風、看水，規劃、籌款、督察，終於讓無論規模、設施都堪稱一流的太湖大學堂建築群拔地而起。漫步波光粼粼、細浪拍岸的太湖堤上，聯想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基隆陋巷的授課堂，輾轉東西南北、直到湖畔這佔地二百八十畝的教學基地，真是由衷地為老師的學問成功、人生成功高興。

    而又有誰能想到，若干年後，老師最終在這兒化作一縷青煙，在這兒留下了無價的精神和物質的財富，還有一堆璀璨奪目的舍利子。

    一統中華情堅金石

    我認同一位朋友與晚年南懷瑾深談後得出的印象，稱他一生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推廣傳播，是當之無愧的國學大師、詩人，著述豐厚，弟子無數；其實他最關心、在意的還是祖國命運，始終樂意在促進統一大業中奉獻一份積極力量。

    老師剛回內地，暫居上海番禺路時，詢問我“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香港開始踐行的情況。我向他報告，“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史無前例的創舉，從未有哪國執政的共產黨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同時，還允許一小部分地方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在國家一統的前提下，維護兩種制度長期和平共處，互相促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南老師頷首贊同，說：“香港要靠牢這‘一國兩制’，否則繁榮不了，穩定不了。”又沉思了片刻，當即為我背錄了白居易的一首對仗工整、連用疊字、詩味回環的七言律詩《寄韜光禪師》：“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台花發後台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這首詩中，東西南北前後上下，頓拓無限空間，生出十方無界的超然感覺。我想，尾聯一句“天香桂子落紛紛”的點題，是道出了老師為“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情堅金石、不遺餘力的始終念想。

    開悟心性交代歷史

    二○○八年四月，我離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當選全國政協常委，不用天天“朝八晚五”上下班了。我南下拜訪南老師。老師問我知不知道宋代名臣趙忭？我坦承孤陋寡聞。老師就講了這位官至諫議大臣為人一生清正的故事，出行輕車簡從，只帶一琴一鶴，死後被謚為“清獻”，即清廉惠賢的意思。老師又背錄了趙忭退休後寫的一首七言詩賜我：“腰佩黃金已退藏，個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老師是要我效仿前人超然淡泊的心態。

    老師又讓宏忍師複印了一張明朝普明禪師的《牧牛圖頌》給我，《圖頌》由十幅牛的詩畫故事組成，展示了由淺入深、由勉力而趨於自然十個階段的開悟過程。老師又像站在講台上板書，解釋《牧牛圖頌》是心性之學，是認知生命本性之學。我說一定好好研學，身命得自於父母，慧命得自於老師。在太湖大學堂住了一晚，翌日辭行時我告訴老師，有同事、朋友們多方建議，自己也存此願望，把中英談判交接香港的最後一千二百○八天親歷寫出來，對國家、對一段歷史、對自己和至愛親朋作一份交代。老師很贊成，說：“這是為國家添一筆歷史，要寫真事，說真話。”

    二○一○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我再度驅車從上海來到吳江廟港鎮，拜訪南老師。老師略顯清瘦，戴了頂絨線帽子，衣服也穿的厚實了些，品學兼優的秘書馬宏達伺候左右。這光景與十多年前老師在香港金雞獨立、執劍起舞能旋轉三百六十度，已不可同日而語。老師問我寫回憶錄的進展。我答，已經核實梳理完有關資料，開始動筆，打算用文學筆法，一個一個故事作為獨立章節，寫成可讀性比較強的紀實文學。他含笑說：“等你寫出來，我要看看。”我欣喜回答：“一定，老師也是香港回歸祖國的重要見證人！”

    中天滿月最後誨勉

    這次辭行時，老師要我在他的辦公桌旁坐下來，抽出一張空白A4紙，想了想，給我寫了兩句話：“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極天。”接着破天荒地寫下落款“庚寅仲秋於廟港”，並簽了大名。這演變自《道德經》的精華，是可以管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理，卻未想到是老師的最後一次誨勉。現在反思，不由得一驚——正是兩年後的彼日彼時，他駕鶴西去，永遠離開了我們！

    二○一二年九月，我的書《交接香港》終於以簡體字本和繁體字本，同時在內地和香港出版了。為了出席籌備已久的新書發佈會，和二十個當地青年團體聯合座談，十八日我來到久違的香港。甫下飛機，就接到老師的愛子、忠孝文武皆全的國熙兄電話，告知南老師病重已送往上海醫院治療，他原定後天出席新書發佈會的，現在卻急急匆匆往機場趕，飛去上海伺候父親。我問國熙能否在相向路上短暫見個面？他說“好”，立刻囑咐的士司機繞一段路。我倆在我下榻的酒店門口緊緊擁抱，心情都很沉重，都心照不宣，默默祝願老師能夠轉危為安。我在剛出版的新書上寫了請求老師閱正的話，請國熙轉呈。

    後來，據守候在老師床邊的朋友說，國熙把《交接香港》舉在老師面前說：“陳佐洱的書出版了，請你指正！”處於病中的老師抬手畫了兩個圈（表示加倍讚賞）。平時，老師給一個讚，都很難得。

    廿九日噩耗傳來。雖有思想準備，我仍跌坐在椅子裡久久起不來。皓月當空，淚出痛腸，許多回想、追思、懊悔充斥腦海，翻騰激蕩着。稍事平靜後，我用心向廟港的老師靈座發去了一對挽聯：

    莊諧溫厲憶音容，獻後學遲交之卷，感公猶錫嘉評，向廟港凝眸，倘可深恩藉報？

    困苦艱難蒙誨勉，抱高山仰止之忱，愧我幸無辱命，望中天滿月，不禁悲淚如傾！

    學生陳佐洱    拜挽

    （下）

    陳佐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