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龍喉公園的黑熊Bobo遺體被製成標本事件軒然大波。有市民希望可為Bobo舉行葬禮，並反對將之製成標本。箇中種種，關係到澳門人的生死觀、動物觀，乃至動物在我們社會扮演的角色。事實上，打從Bobo被安置在二龍喉那刻開始，他的所有事就不是如民署所言，是一件可以「科學歸科學」的事。
究竟黑熊Bobo為何不應被製成標本？為何熊貓心心被製成標本沒遭受激烈反對？如果其他動物可被製成標本，為何黑熊Bobo應是例外？在思考以上種種的同時，或許我們更應探問：動物與我們的權力關係是甚麼。環觀全球各個文化脈絡中，不同的動物皆有不同的位置。例如牛可以是神聖的，也可以是任人宰割；狗也可以是死神的使者、守衛、警察、人類最好的朋友，也可以是食物。佛曰：眾生平等。但英國作家George Orwell很清楚：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眾生平等，但有些生物比其他生物更平等。人類／動物關係學家哈爾．賀扎格（Hal Herzog）所著的《為甚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亦指出，人類對待動物並不平等。某些動物是寵物、食物、實驗品還是教材，到底還是由人去分類說了算。
但這「人」是誰？是官方、民意還是宗教？是素食者、動保人士、醫生還是誰？當中牽涉的正是各方話語權的角力。事實上，動保問題範圍之廣泛，似乎很難以「一刀切」的標準應用在所有情況上。就如吃牛、吃狗、吃魚翅、吃阿膠（中藥，用驢皮製成）有否分別？牠們都是動物，為甚麼有分別？用途不一，又為甚麼沒分別？動物園的存在是有助教育還是令動物失去自由？動保要改變日常用語？一切的問題在眾聲宣喧嘩之中，意見互相交鋒，未有共識，也更見議題的複雜。
但這事應該複雜，不應簡簡單單地以「愛護動物」四字就輕輕帶過，過門不入，不加思索。因為在不斷反覆討論的過程之中，我們會掂量「其他生命」於我們的意義，審視權力，反思何謂「他者」，以及一切意識如何被構建而來，又應否改變。黑熊Bobo被製成標本事件引發出來的爭議，正是源於以上種種思考。為何Bobo是「家人」？為何Bobo要「延續影響力推廣愛護動物」？誰有最終決定權？今次爭議之中的話語權角力，所顯示的是生命的詮釋掌握在官方專業的手上。結局是，在一言堂的決定之下，不容討論，於是一隻黑熊的角色就只剩下動物與標本，沒有「家人」與「朋友」的可能。但這是否唯一可能？
專題出街之日，Bobo的「頭七」早已過去，甚至標本應已大致完成。但討論不應結束。我們接觸的動物不只Bobo；如何與其他動物共存於世，將是需要不斷探討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