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訊】澳門論壇昨日探討「家暴法」成效，市民對家暴行為是否刑事化持不同意見；有人支持嚴懲違法者，亦有聲音認為刑法僅作規管，刑罰亦只是最後手段，首要透過宣傳教育改變施暴者的思想，盡可能修復家庭關係。
根據社工局的資料，2018年1至6月期間接獲懷疑發生家暴事件的通報有1139次，而確定以家暴案舉報的僅32宗。司警局數字顯示，2016年法律生效至同年12月31日期間共立案38宗，其中9宗以家暴罪移交檢察院；2017年立案137宗，其中8宗確認為家暴罪並作出檢控。而2018年共立案104宗，最終2宗以家暴罪作出檢控。有市民質疑大量未以家暴罪控訴的個案及後將如何處理？另有聲音指，曾出現因為受害者的精神狀態良好令相關施暴者獲判緩刑；104宗調查個案中，男女受害者的比例如何，精神和物理傷害的比例如何，是條例太過寬鬆還是過於嚴謹？才會導致通報個案、調查個案以及確定以家暴罪移送檢察院的個案數字之間存在如此大的落差。
司警局刑事調查廳廳長黃志康指，社會對部分個案未以家暴罪處理的質疑是合理的，但當中情況皆因有些隱形案件的受害人不再追究，警方便無法繼續介入事件。反觀立法原意是希望隱形個案也可得到司法保護，因此給予警方更大公權力去主動介入偵查，以及給予司法機關更大公權力作出強制措施保護被害人。警方接到發生任何家庭成員之間的衝突或傷害報案，都希望以最嚴謹、最高階的循家暴方式調查，懷疑施虐方必須接受調查，但是若是以普通傷害罪去調查，對方可以拒絕調查，也是不可取的消極調查方式。黃志康又澄清，整個法律制度中，刑事介入肯定是作為最後的手段，亦是最嚴厲的手段；立法的原意是提高阻嚇力，亦沒有人願意看到家暴案發生，因此以行政手段介入肯定是首選。相信社會樂於見到施暴者和受害人的心理和生理、乃至整個家庭關係均能得到很好的修復。而在調查案件過程中，若警方發現更嚴重的情節，按法例是需要以刑罰罰則更重的條例加以控訴；但只要存在家暴的情節，對應的輔助手段均可以實施。他解釋，輔助人或機構可協助受害者提出起訴，尤其社工局的介入不取決於刑事介入，即相關部門、團體或個人接獲懷疑家暴個案的通報後，便可以介入協助或成為受害者的輔助人。
社工局家庭及社區服務廳廳長鄧玉華同意遏止家暴行為應以預防為主。他表示相關部門和熱心的市民過去為防治家暴下了不少功夫和提出許多意見，當局對未來持樂觀態度，相信家暴情況會逐步減少，同時呼籲市民若發現或發生家暴情況，應尋求專業的協助。而立法議員林玉鳳認為家暴法有必要進一步完善，包括檢討在取證和定罪上的方式和標準，更應接受“多罪並行”的情況。
冀明晰家暴取證標準
目前社會上對“家暴”的定義出現不同程度的理解，有意見認為，由於至今沒有任何以家暴入罪的個案，「家暴法」當中很多有效的措施，包括“強制施虐者接受輔導”、“調解機制”、“有兒童目睹家暴可加重刑罰”等均未有使用過，難以檢視「家暴法」成效。澳門論壇昨日探討家暴法成效期間，市民便提出男女不平等導致婦女仍處於弱勢，同時不少人更希望家庭問題以教育為主；亦有市民相信無論是施暴者、受害者或他們的家人均應同樣重視，尤其對於施暴者的教育，往往直接影響他們及後會否再次犯錯。
社工局家庭及社區服務廳廳長鄧玉華指，家暴法生效27個月以來當局接獲通報個案逾5千宗，確認當中201宗為家暴個案；家暴是社會問題而非個人私事，因此希望全社會共同關注合力防治家暴。他又表示，雖然女性或兒童受害者佔比例較大，但過去仍有7位男性申請入住庇護中心，亦有一定比例的男士尋求過協助。而作為前線社工的家暴法立法關注組代表何頴賢表示，至今仍有很多人對家暴法的定義存在錯誤理解，她亦質疑長時間或多次虐待方才構成家暴罪的定義有必要與時俱進地不斷更新。她又認為市民、執法部門、司法部門三者對家暴的理解存在不同，市民看不清具體的標尺，宣傳教育的效果更難以保證。何穎賢還稱，牽涉家庭關係的案件明顯出現通報高、檢控低、入罪判刑數字更低的情況，家暴法對相關案件的懲罰、對家庭關係的修復有必要繼續提升。
立法議員黃潔貞認為，家暴法從標的角度講，可以達到預期效果，預防和保護方面有明顯進步。今年是家暴法檢討之年，希望因應案例系統分析成因，以及做好宣傳教育及輔導。另一位立法議員林玉鳳同意家暴法有修訂的必要，取證的衡量標準需要完善，同時相信無論判罪為嚴重或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對受害者都應有足夠的支援。家暴法中規定，社工局等行政部門不受案件刑事定性影響，相關部門應該為受害者及其家庭提供足夠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