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科技發達，出國旅行學習已不是什麼難事，但是在17世紀可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那個時候西方受益航海文化的發展，西洋人到訪遠東雖然不算天大的難事，但已經可算是能夠回家鄉吹噓的壯舉了。反過來說，東方人要到西方可說極為困難，受限於封閉的國策，民族性的保守文化，一個東方人要到西方進行文化交流，恐怕是天方夜談。不過在1681年，就有一個漢人沈福宗跟隨耶穌會傳教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由澳門出發跑到了歐洲，進行了長達十年的文化交流，不但受到羅馬教皇、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接見，更在牛津大學編纂中國圖書書目，提供象棋、圍棋等資訊給當時東方學專家海德(Thomas Hyde)寫成棋類巨著《東方局戲》(De Ludis Orientalibus libri duo)，把《大學》、《中庸》等中國思想翻譯成拉丁文。這一系列行徑可說是極為難得，不過此等東學西漸的重要人物在中國卻沒有留下任何記載。
帶著沈福宗踏上旅程的傳教士名為菲力普‧庫普雷（Philippe Couplet），他有一個中文名字叫柏應理。柏應理在1622年出生在梅赫倫，位於今天的比利時，是法蘭德斯伯國的國民。在1640年，加入天主教耶穌會，由於當時受到從中國回來的傳教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影響，對遠東世界心生嚮往，可惜一直苦無機會。衛匡國精通地理與數學，他回到歐洲之後把見聞與中國地理繪圖出版，為耶穌會向羅馬教廷陳述關於「中國禮儀之爭」的見解，可惜後來再次回到中國杭州死於霍亂。
那個時期中原明清政權交替，清軍入關，明朝政府幾乎覆滅，輾轉在南方成立南明政權的最後一位皇帝永曆，派遣使者向羅馬教廷以及天主教國家發出求助訊息，耶穌會波蘭人教士卜彌格（Michał Piotr Boym）從中斡旋，帶著南明官員陳安德一同在西歐列國奔走。卜彌格在1645年來華，著有《中國植物志》、《中國醫藥學》說等偉大著作，與南明官員關係良好，純粹因為私人情誼而在各國奔走，在中原大勢已定之下探求最後一絲希望。最終在1658年帶著羅馬教皇的訊息，組建船隊打算回到中國，而此時柏應理終於獲得前往的遠東機會，儘管中國仍是戰爭混亂的局勢，他仍然搭上卜彌格的團隊由歐洲出發前往澳門。不過此時的澳門已經與清廷建立關係，禁止卜彌格的船隊借道入境，於是轉道往交趾登陸，由於路途艱辛，最終卜彌格貧病交加，在前往廣西的路上逝去。
而柏應理則為卜彌格承擔了耶穌會的部份責任，成功地在中國南方傳教、建教堂，但在1665年開始五年間遭到迫害，最後逃到廣州避難，幸得到明末雜學家兼天主教教友徐光啟的孫女教名徐甘第達（Xu Gandida）支持，徐光啟曾與利瑪竇一同翻譯《幾何原本》，亦是明末的禮部尚書，是基督教在中國傳播中的重要人物。甘第達是她的教名，本名不詳，對於耶穌會在華傳教出力甚多，到了1680年甘第達過身，柏應理失去了在中國最信任的夥伴，可能使其萌生返鄉之意。
於是隔年，在中國待了二十多年的柏應理奉命為耶穌會向羅馬教廷解答清廷對基督教的「中國禮儀之爭」，準備計劃返回歐洲，帶著兩名華人吳歷以及沈福宗由澳門出發，動身前往歐洲。吳歷為「清初六家」之一，是著名的詩人畫家，但到達澳門後因體弱多病最終未能成行，後來吳歷留澳受洗加入耶穌會，長居聖保祿教堂，留有《三巴集》、《澳門雜詠》等詩畫。而沈福宗是柏應理在南京一帶傳教時認識，兩者亦師亦友，沈福宗受過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由於父親是一位草藥醫師，因此對中醫、雜學有一定認識，亦在跟隨柏應理的時候學習了拉丁文，最終柏應理帶著只有25歲的沈福宗乘船由澳門出發，途經南洋，橫渡印度洋，繞道好望角進入大西洋，在1682年抵達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本篇系列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