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上期講述耶穌會傳教士柏應理帶著只有25歲的沈福宗由澳門乘船前往歐洲，在1682年到達里斯本後，柏應理首先便帶著沈福宗回到家鄉梅赫倫(今比利時)，後來便安排沈福宗進入培養初級修士的修道院學習，由於聰慧好學很快就掌握了所學科目，修道院的導師便為其取葡萄牙名Michel Alfonso，這個名字也從而成為沈福宗在西歐等國的名字，但是這個名字在不同的國家寫法會有些偏差。
柏應理安頓好沈福宗便往羅馬述職，亦同時請求教皇英諾森十一世（Pope Innocent XI）允許其可以用中文舉行彌撒。教皇在得知有中國人在歐後，表示想與之會見的意願。於是柏應理前往里斯本帶同沈福宗前往羅馬梵蒂岡謹見教皇，沈福宗會面後把一批隨身帶來的中國經典獻給教皇，這批珍貴漢籍至今仍藏在梵蒂岡的教廷圖書館內。其後，沈福宗留居羅馬繼續深造學習。
在1684年9月，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向兩人發出邀請，沈福宗和柏應理於是便前往凡爾賽宮，期間沈福宗用拉丁語對答得體地回應了有關中國的各種問題，並在宴席間表演了毛筆書寫漢字，及示范用筷子用餐，頓時引起社會轟動，亦大為堅定了路易十四對華派出使團的決心。隔年，路易十四便決定向中國派遺耶穌會使節團，被稱為「國王數學家」的耶穌會士們從法國出發，兩年後到達中國，晉見清朝康熙帝，其中有些人更成為康熙的老師，教授其天文學及幾何學等。
柏應理拜訪路易十四目的當然不只是帶上沈福宗來對國王「獻藝」，他還在梵蒂岡帶來了一些早期耶穌會士翻譯的中國儒家經典的拉丁文譯稿，希望得到法國王室支持而出版，路易十四當時對東方深感興趣，於是在1687年書名為《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的拉丁文著作便在巴黎出版了，書者註明由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恩理格（Christian Hertrich）、魯日滿（Francois de Rougemont）和柏應理翻譯評註。由東方傳教團提供資助，皇家圖書館非營利出售。該書對於17、18世紀的歐洲人了解中國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據說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如伏爾泰、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都讀過此書。
全書由向路易十四的獻詞開始，後接一篇長篇導言，除了概要介紹中國經典外，同時亦為耶穌會對「中國禮儀之爭」作出了辯護，正篇由意大利籍耶穌會士殷鐸澤撰寫的《孔子傳》，再後面就是四書中的《大學》、《中庸》、《論語》的拉丁譯本及注解，最後是中華君主統治年表、中華帝國大事記和中國地圖等。後三項與《論語》由柏應理完成，而沈福宗是他的主要助手。
當時歐洲極為流行中國風（chinoiseries），在上流社會仍為重視，在1700年路易十四更曾身穿中國服裝，坐在中國式的八人大轎在凡爾賽宮出場。這種中國風尚體現在當時整個歐洲社會中，並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築等。在沈福宗與柏應理兩人參見完法國國王的次年即1685年，新上任的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亦要一追風潮，邀請兩人到倫敦出席宮廷宴會。詹姆斯二世甚至讓宮廷畫師克內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為沈福宗畫像，並將掛於國王臥室之中。
在宴席間沈福宗結織了當時最有名的東方學學者亦是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館長海德（Thomas Hyde），兩人非常合得來，後來海德邀請沈福宗到牛津大學幫忙進行翻譯整理有關中國的文獻書籍，除此之外，沈福宗也教授海德漢語及中國文俗等資訊。於是沈福宗便留在英國，而柏應理則為了《中國哲學家孔子》的出版工作回到法國。
沈福宗為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整理漢書翻譯，看似輕鬆平常，事實上在當時放眼全世界，恐怕除了沈福宗沒有人能夠完成此項工作。海德亦根據沈福宗的幫忙之下，完成了多部關於中國學的著作。
海德去世後，有後人將其遺物信件翻譯，發現海德曾寫信將沈福宗介紹給著名科學家波以耳（Robert Boyle），相信在海德的介紹下兩人有一定的會面，因為後來沈福宗還與曾為波以耳的助手、後來成為皇家學會首席實驗員的物理學家虎克（Robert Hooke）交流。他們兩人曾在倫敦、牛津多次會面，就中國的語言文字、歷史、哲學和科學技術展開長談。二十世紀英國生物化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推測虎克有關波動說的思想曾受惠於沈福宗介紹的中國古代自然觀。
1688年，或許受到華人孝德思想影響的沈福宗思念老邁的柏應理，於是離開英國，雖然沒有明文記載，但三十多歲的沈福宗視六十多歲的柏應理如老師敬重亦十分正常，於是便回到法國與柏應理重聚，出版工作完成後，兩人又回到了柏應理的家鄉梅赫倫居住了一段時間。直到在1692年，年近70歲的柏應理被教廷指示前往中國，為陪伴這位帶自己來到新天地的老師，沈福宗於是和柏應理在荷蘭乘搭商船返回中國，不幸的是船駛至莫三比克時，沈福宗在船上染急病去世，而柏應理則在阿拉伯海時遇風暴被重物擊中頭部傷重去世。
沈福宗在中國是個名不經傳的小伙子，到了歐洲後卻被驚為天人，國王學者趨之若鶩，他的這番歐洲奇幻之旅，在中國並沒有得到太大的關注，或許是處於朝代交錯的尷尬間隙中，此番經歷自然沒有機會回傳回中國了，柏應理與沈福宗兩人似乎就這樣被中國史書給忘記了，不過在西方史學中對其兩人記錄卻不少，可以說柏應理與沈福宗兩人為東西文化交流中寫下重要的一頁。
（本篇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