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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響社會心理複雜須妥善因應
2020-06-23 05:23
澳門初級法院日前裁定兩宗違反防疫措施罪成，這是首次有人因違反《傳染病防治法》而被判刑。其中一名男賬房職員涉由菲律賓經香港回澳後，沒有接受居家醫學觀察，被判入獄三個月，不予緩刑。另外，一名男英國留學生涉擅自離開隔離酒店房間，獲判囚兩個月，緩刑一年。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發布新聞稿指出，自今年四月以來，初級法院先後受理了八宗檢察院檢控違反防疫措施人士的刑事案件，並已審判當中的兩宗案件，其餘六宗排期待審理。
從檢察院四月間提起檢控，到初級法院六月間審理並作出判決，算是「特事特辦」，效率很高。實際上，如果是按照平常的排期規律，在擠壓待審案件堆積如山，與司法官人手不足的客觀環境下，而且上述兩宗案件量刑較輕，被告未被拘留，仍然享有人身自由，可能在排期時未能得到重視，因而拖上一年半載並不足怪。而不但是檢察院快速檢控，而且法院也可能是予以優先排期，使得這兩宗對現時仍然在進行中的防疫鬥爭，將能起到很好的配合作用，尤其是在暑假即將來臨，特區政府已經決定，在六至八月間接收四百多名在海外留學的澳門學生回澳的情況下，對他們自覺地遵守隔離檢疫規定，發揮示警作用。
本欄曾於四月一日以《司法機關宜實質性地負起抗疫鬥爭責任》為題，述評認為，應當在呼籲接受家居觀察人士必須遵守《傳染病防治法》，否則須承擔相關刑事責任的同時，也要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對在疫情期間的違反行為的震懾作用，以保衛來之不易的抗疫成果，而且也是為了維護在抗疫的「類緊急狀態」下的法治。尤其是目前是特殊時期，需要「特事特辦」，優先檢控或審理涉及抗疫期間的違法個案，以達震懾作用，在司法領域堵塞抗疫的「漏洞」，構築更嚴密的抗疫防線。檢察院很快有了反應，公佈已經檢控幾宗違反《傳染病防治法》尤其是抗疫隔離規定的案件。而相信，初級法院日前審理並作出裁決的兩宗案件，就是檢察院最早提起檢控的案件。而按照終審法院辦公室的新聞稿所示，還有六宗案件排期待審。希望初級法院再接再厲，盡快排期審理。
尤其是在目前，由於澳門「被封關」已經有三個多月，「被封關」的日數竟然還多於武漢市「封城」的日數，不少澳門居民的情緒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從當初的「無奈」及「煩悶」轉向「不滿」及「憤怒」，甚至開始發生政治性的導向，如在社交媒體的用詞上，已經發生了從「支那」到「匪國」的變化，而且還有不少從對「地攤經濟」的不同調中，衍生出中央高層對「封城」「封關」及復工復學「出現矛盾」的揣測，不利於維護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的團結形象。而且，也對由習近平親自部署策劃及指揮的「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出現質疑情緒。也有一些網友聲稱，他本來是「藍絲」，倘繼續「封關」下去，就將會「被迫」變成「黃絲」。這些情緒變化，如果得不到及時的疏導，倘有合適的「溫度」，就將會發生從「雞蛋」到「雞仔」的變化。這是需要及時地消弭於萌芽之時的。
另一方面，由於「被封關」的日子已經超逾了博彩業經營者及眾多中小微企業者的預料，他們在回歸二十年來的積累，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很快就將會山窮水盡。儘管澳門的警務隊伍，從司長、局長到基層警員，都建立了「澳人治澳，當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而維護國家安全法及其他法律也在發揮「鎮海神針」的作用，而且也有駐澳解放軍部隊發揮震懾作用，以及廣東省公安的合作「幫拖」，相信不會發生回歸前「炸彈與子彈齊飛，黑邦同邦匪共舞」的惡劣情況。但在「床頭金盡」之下，很難保證不會發生另類的社會治安事件。應當說，特區政府及澳門基金會利用回歸後的豐厚積蓄，以各種方式照顧澳門居民的生活，及中小微企的生存，澳門居民應當不會小偷小摸。但未必可以做到「甘霖遍灑」，還有因為不符資格者，尤其是已經處於放無薪假狀態的外僱，包括孔武有力、其職業是合法持槍的某些國家的外僱，享受不到相關照顧，又不能回去其祖國或原居地，在無法解決吃飯問題的情況下，不排除將會「被迫」犯險。
因此，在「硬件」方面，必須進一步加強對社會治安事件的防範。應當說，在抗疫鬥爭的將近半年來，由於澳門警務隊伍將士用命，使命必達，當然也是特區政府的賑濟措施到位，居民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中小微企的生存也得到保證，至今還是保存著「實際上社會治安最好城市」的美譽及實質表現。但當從合法或非法途徑進入澳門者，在「發財夢」碎甚至身無分銀之下，難免會有某種違反法律的行為。
在「軟件」方面，要繼續做好深入細緻的思想引導工作。尤其是在面對反對派不服氣，而且可能有「藍絲」會變成「黃絲」的新情況、新動向之下，相關工作更不能有任何鬆弛。既要熱熱鬧鬧地造勢表態，更要腳踏實地深入細緻地做工作。其實，即使是被一些人視為「形式主義」的表面功夫，也並非是全面覆蓋。比如，仍然有一些行業或階層，仍然未有傳達全國「兩會」的精神及組織學習，包括本來就應該充分發揮輿論引導工作的新聞界。
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當有反對派不忿警方限制其在六月四日晚上的政治活動，而施行報復，針對某建制派青年團體以巴士巡遊的方式，進行聲援「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立法的活動，竟然向警方和檢察院施加政治壓力，而警方和檢察院在「孤立無援」之下，不得不屈從反對派的政治壓力之時，那些擔任各種政治公職者，包括在政治領域享盡榮譽的人大、政協成員，「竟無一人是男兒」，向他們的「同事」（該團體有人是政協委員）伸出援手。真是享受榮譽衝鋒在前，承擔責任退縮於後。
其實，聲援警方限制反對派六月四日晚上的活動，他們是最具有公信力和說服力的。實際上，因為疫情，他們每年都會舉辦的活動，包括「三八婦女節」、「五四青年節」等的活動，都停辦了。還有作為凸顯澳門「落實基本法不走樣」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也改為以網絡方式進行。就連一些省級的政協會議，澳區委員也是在澳門以視訊會議的形式參會。連作為澳門「名片」之一的國際煙花節都停辦了。站在「一國兩制」、愛國愛澳的角度，這些活動當然比「紀念六四」更重要。因此，他們沒有以自己的服從抗疫鬥爭的行為，去駁斥反對派的「抗議」，導致警方遭受空前壓力，嚴格來說，是失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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