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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高天賜「搶灘」，還是特區政府「截糊」？
2020-11-05 04:21
澳門特區立法會將於明日召開全體會議，其中一項議程是引介、一般性討論以表決直選議員高天賜第八次提交的《工會團體基本權利法》法案。而昨日，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發出新聞稿稱，特區政府已經完成草擬《工會法》法案的諮詢文本，並送交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討論，聽取勞資雙方委員意見，再適時公開諮詢。新聞稿指出，特區政府參考了多個國家及地區的相關規定，並結合澳門的社會現況，建議按循序漸進方式，透過專門法律確立工會的法律地位，規範工會團體的組成及運作，以及工會的權利和義務。諮詢文本中構思的《工會法》，除「工會登記制度」外，也包括「集體協商制度」。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因果關係」？究竟是高天賜在知悉特區政府已經完成草擬《工會法》法案的諮詢文本，並送交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討論之後，為了「搏眼球」也是為了明年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積累政治資本而「搶灘」出風頭，搶在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請《工會法》法案之前再次提交《工會法》草案，還是特區政府得知高天賜又將「炒冷飯」每年一度上演提交《工會法》草案之後，而宣佈政府已經草擬好《工會法》法案，要奪回行政主導權？
但無論是何種情況，兩者都是長期運作。高天賜是「锲而不舍」，連續八次提交《工會法》法案，但在「屢敗屢戰」下，每次提交的法案的文本基本都是基本一樣，甚至連標點符號都沒有更改。
今次，高天賜使出了「激將法」，在立法會大會引介、一般性討論以及表決其提交的《工會法》法案之前，公開發聲，聲稱上次在一般性表決時，雖然有十三名議員支持，但因且卻欠缺三票而被否決。因而他「點名」三位屢次對同一法案投下反對票的直選議員麥瑞權、鄭安庭及梁安琪，「可以明白事理，他們都有公司，應該知道該法律的重要，應該支持該法案」。
由於遭到高天賜「點名」的三名直選議員，都是屬於建制派陣營，因而相信將一如既往，不會為作為反對派代表人物的高天賜「站台背書」，因而將會繼續投下反對票，拒絕被高天賜「牽著鼻子走」，跟隨其「指揮棒」起舞。倘果如此，高天賜就將是「八走麥城」，而並非由特區政府提請的《工會法》法案，也將第十二度闖關失敗。
誠然，按照《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澳門居民享有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另外，《澳門基本法》第四十條也規定，《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澳門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澳門特區的法律予以實施。而《國際勞工公約》的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制定《工會法》，包括適用於中國澳門特區的一九四八年通過的《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公約》（第八十七號公約），及一九四九年通過的《組織權與集體談判權公約》（第九十八號公約），可被視為是對第八十七號公約的補充，按道理是可以制定《工會法》。但問題是，是誰發動立法權？《工會法》的內容包括甚麼？
實際上，《工會法》涉及到勞、資雙方的權益，及政府的執行權力，按道理應是由作為執行機關的政府提案，而不應由作為「利益相關方」中的一方的勞方代表議員以個人議員身份單方提案。這是捍衛基本法揭櫫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必然，也是平衡澳門特區各相關利益方的利益最大公約數，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需要。因此，即使是由政府提案，在研擬法案的過程中，也應廣泛深入地諮詢勞、資雙方的意見。在經過官、勞、資三方充分協商討論，求同存異，並付諸社會進行廣泛的公眾諮詢，達成最大公約數後，才由行政長官將法案提請立法會審議表決，而不是由勞方單方提案。而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昨日發出新聞稿所指的流程，尤其是將《工會法》法案的諮詢文本送交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討論，聽取勞資雙方委員意見，再適時公開諮詢的程序，就是符合各相關利益方的利益的最佳途徑。
但高天賜卻只憑個人之勇，連同是勞工界代表的幾名工聯總會背景的議員也排除在外，這多少也就顯示他的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八地提出《工會法》法案，個人「做秀」的成份高於為工人兄弟爭取權益，甚至還含有扁抑建制派正統工會團體之意。尤其是高天賜在「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而且自己所提交的《工會法》法案連續七次被否決，但卻在未作修改後，又再次提出，必然是浪費立法成本。一方面，他老是批評立法效率不高，另一方面他又卻老是提交已經多次遭到否決的法案，無效佔用立法會的時間和空間，端的是自相矛盾，甚至是刻意刁難。
何況，即使是澳門需要一部《工會法》，也須注意與《澳門基本法》和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的相關規定相吻合。比如，高天賜的《工會法》法案中有關工會有「命令罷工」權的陳述。誠然，《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澳門居民有「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既然是「自由」，就應該是雙向多元的，亦即澳門居民既有參加罷工的自由，也有不參加罷工的自由。澳門居民享受這兩方面的自由，是不能以政治或行政的手段去「命令」、強迫的。但《工會法》法案卻賦予工會團體「命令罷工」的權力。「命令」也者，按《現代漢語辭典》詮釋，是「上級對下級有所指示」，及「上級給下級的指示」。所謂「一切行動聽指揮」，「有令即行，有禁即止」，故命令是必須執行、不可抗拒的。在軍隊及警隊中，違抗命令還是一種罪行，必須予以軍法懲處。既然如此，工會所擁有的「命令罷工」權力，是僅對工會會員有效，還是其效力及於全體在職工人？如果有工人或工會會員認為自己享有「不參加罷工」的自由，不參加工會團體「命令」的罷工活動，是否算作「違命抗令」？倘答案是肯定的話，工會團體將會對他施以甚麼樣的處罰懲戒？按常理，工會能作出的最高處分，是開除會籍而已。倘有工會向其施以超逾「開除會籍」的處分，如罰款甚至是限制其擇業權等，是否釀成侵犯他人的基本人權？
因此，這個「命令罷工」條文，相當「超前」，連香港、台灣地區的相關法律都無此規定。既然「超前」，就離開了實事求是的土壤，必然會與全體「澳人」的利益脫節。實際上，就是連高天賜所強調的《工會法》法案的法源依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結社自由與保護組織權利公約》等國際公約，通篇都未見工會擁有「命令罷工」權力的規定。相反，《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國際公約》的第八條，對「罷工權」倒是這樣表述的：「有權罷工，但應按照各個國家的法律行使此項權利」，絕無任何「命令罷工」的字眼甚至是意涵。該條條文還進一步規定，「本條並不授權參加一九四八年《結社自由與保護組織權利的勞工組織公約》的締約國採取足以損害該公約中所規定的保證的立法措施，或在應用法律時損害這種保證」。
因此，所謂「人權衛士」，其實其本身就在侵害部分人的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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