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黑文市—新冠疫情中，教育是重災區之一。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估計，疫情最嚴重時，全球190多個國家約有16億學生被迫輟學。在高收入國家，學校封校對處於社會經濟弱勢地位的學生造成了更多傷害，也引發了人們對學習和收入鴻溝長期影響的擔憂。一些學生來自受過良好教育的家庭、擁有電腦和互聯網，而另一些則沒有這些資源，這兩類學生之間差距明顯，且在日益擴大。

而在低收入國家，情況更是不容樂觀。2019年，世界銀行估計，中低收入國家中，小學畢業的兒童中有53%仍不能閱讀和理解簡單的文本，而在部分低收入國家，這一比率甚至高達80%。基於這些發現，世界銀行引入了一個全新概念：「學習貧困」。

同樣，2018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在肯尼亞、坦桑尼亞和烏干達，四分之三的三年級學生讀不懂「這只狗的名字叫Puppy」這樣的簡單句。在印度農村地區，四分之三的三年級學生不會解46至17這樣的兩位數減法題。

更糟糕的是，盡管過去20年中人均受教育水平顯著提升、多數國家中小學入學率有所增長，類似的學習障礙仍舊存在。簡而言之，更普及的學校教育並沒有轉化為更有效的學習。在部分地區，這一差距日漸擴大，甚至引發了全球「學習危機」的警示。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與合著者曾指出，不只某些貧困國家出現了這一令人擔憂的現象，許多中低收入國家都存在這個問題。全球發展中心近期的一項研究也表明，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之間的學習差距遠大於教育年限差距。

疫情當前，此刻似乎並非解決學習危機的最佳時機，尤其在那些缺乏財政資源的國家。但是，如若對現存的教育鴻溝置之不顧，日後我們勢必會付出沈重的代價。那麽，我們能做些甚麽呢？

解決學習危機的策略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學習水平較低國家的領導人必須重視教育。這一點看似顯而易見，但資源掌控者很容易忽視教育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重要作用。政府往往優先投資有形基礎設施，而非提升人口素質。修路建橋確實能迅速產生切實回報，還能幫助政客成功連任；對比之下，教育通常需要很久才能帶來收益——而此時曾經牽頭的政府早已換屆。

為有效解決動力缺失問題，世界銀行的人力資本項目正在計算各國的「人力資本指數」（Human Capital Index，簡稱HCI），影響指標包括學習水平、醫療條件和其他重要因素。「人力資本指數」充分暴露了忽視教育的經濟代價。例如，某國分數為0.4分，就是指當現在出生的孩子到18歲成年時，其生產力水平僅為接受過完整教育和良好醫療的同齡人的40%。通過向公眾發布這些信息，世界銀行希望各國領導人以更加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教育和醫療問題。

「人力資本指數」還具有重要的衡量與研究功能。由於追蹤各國的學習發展情況需要一套通用指標，世界銀行建立了「統一學習成果」數據庫，囊括了2000年至2017年間164個國家的數據。隨著新學習指標出現，這套衡量標準每兩至三年就會更新一次。世界銀行不僅對改善學習的措施予以指導，還激勵各國政府采取更多行動。

但是，即便發展中國家政府有意改善學習條件，疫情當下、資源稀缺，這些政府能采取什麽措施呢？前文提及策略的第二個方面就是要解決這一問題：高度關注成本效益。在資源匱乏的低收入國家，有效利用公共支出本就至關重要，而疫情大量消耗財政儲備，致使許多人重陷貧困，此時更應合理安排公共支出。

為幫助發展中國家制定成本最低、受益最廣的策略，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部攜手世界銀行，牽頭成立了「全球教育證據咨詢小組」，提供重要服務。該小組從許多國家廣泛汲取實際證據，並依此將教育幹預措施分為三類：「物美價廉」、「有希望但證據不足」、「價昂質劣」。

該小組的首份報告顯示，最「物美價廉」的學習改善方式是，為家長和孩子提供教育益處、成本及質量的相關信息。正如高層決策者要切實擔負起提升教育的責任一樣，家長和學生也需要充分了解學習的重要性。而另一極端，即「價昂質劣」，購買新設備、計算機、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和其他設備所帶來的實際收益遠遠不及投入的巨額支出。

這一消息鼓舞人心，因為這意味著高昂支出並非教育發展的必要條件。世界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最高效的幹預措施只需為每位兒童支出100美元，效果就和多接受三年高效教育（與最高水平教育系統相近）相同。

新冠疫情爆發前，發展中國家就已經處於學習危機之中。如今，疫情結束曙光初現，所有國家和國際機構都應當繼續努力，開發我們最重要的資源：人類。

佩妮洛皮．寇加諾．戈德堡

世界銀行集團前首席經濟學家，《美國經濟評論》主編，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