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新公布的人口普查結果證實，中國的男性人口比例相對全球標準而言處於一種危險的持續過剩狀態。這種從新生兒階段就開始出現的數值失衡有著幾個重大經濟影響——而且不僅僅是作用於中國自身。

由於女性的平均壽命要高於男性，所以大多數國家都是女多男少。比如美國2020年的性別比例就是每100名女性對應96名男性。相比之下中國最新的人口普查資料則是每100名女性對應105名男性。鑒於中國女性平均比男性長壽三年，因此這種“男性過剩”狀況完全就是男嬰數量異常高於女嬰的結果。

通常情況下出生時的性別比約為106個男孩對應100個女孩。由於男童和青年男子的死亡率略高，同時丈夫的年紀往往要比妻子大一些，因此這麼一個出生比例就是自然界確保育齡男女比例大致達到1:1的方式。

儘管中國的男女出生比例曾在上世紀70年代接近這一自然比率，但各種因素的結合致使其隨後不斷上升。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人們的重男輕女思想，使准父母們能夠提前知曉胎兒性別的超聲波儀器和其他設備，同時政府還在1980年出臺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大多數家庭無法按照自身意願去生兒育女。

對此一些父母會選擇實施性別選擇性墮胎。政府嘗試去禁止這種做法，但只要墮胎依然是遵守生育限制的一種手段，這種現象就很難杜絕。結果出生男女性別比例一路攀升，最終在2009年達到了約121個男孩對100個女孩的頂點。而最新的人口普查則顯示這一比例已經下降到111.3個男孩對100個女孩——雖然比以往更為平衡，但仍然遠高於不存在性別選擇性墮胎時的比例。

中國的男嬰「過剩」導致大量年輕男子找不到老婆，用數學術語來說就是中國約有1/9的年輕男子找不到異性配偶。這個問題在安徽和廣東等地尤為嚴重，在這些地區多達1/6的年輕男子難以找到結婚對象。

在一系列與不同作者合作撰寫的研究論文中，我記錄了這種扭曲性別比例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的一些巨大的、有時甚至令人驚訝的經濟後果。首先，年輕男性——尤其是未婚兒子的父母——會大幅提高儲蓄率以提高自身在約會和婚姻市場上的相對競爭力。在2011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張曉波和我發現1990~2007年間中國婚前年齡組中男女比例的上升可解釋該時期家庭儲蓄率實際增長的一半。

儲蓄率的提升往往會推高一個國家的貿易順差。2013年，杜清源和我表明中國對其他國家的貿易順差增長中可能有1/3至1/2源自於中國男女比例的上升。因此性別失衡可能是中美緊張關係的一個重要來源，然而在雙邊交往中卻很少留意到這一聯繫。

正如我即將發表在《發展經濟學雜誌》上的一篇（與譚之博和張曉波合著的）研究論文中所展現的那樣，中國不平衡的男女比例也導致了不安全的工作場所操作，引發了許多本可預防的傷殘和死亡。潛在新娘的短缺致使許多家有適婚年齡兒子的父母只能更加奮力工作，要麼在採礦和建築等行業尋找收入較高但有潛在危險性的崗位，要麼接受一些接觸危險材料和身處極端冷熱狀況的工作。由於人們更願意承接這類工作，雇主往往會減少對工作場所的安全投資，這反過來又增加了與工作相關的傷殘和死亡率。

我和我的合著者們發現，那些年輕女性相對男性數量更為嚴重短缺的地區意外傷害和工作場所死亡人數明顯更高，而有適婚年齡兒子的父母則在受害者中佔據了不成比例的份額。

性別比例的不平衡可以自我糾正，但速度很慢。眼看著那些父母為幫助兒子擺脫非自願單身生活而承擔更大的經濟和身體負擔，許多年輕夫婦可能會決定生個女兒也不錯或是更好。但是最新人口普查顯示出生性別比例仍處於不平衡狀態，這說明對女孩的歧視仍然存在。

隨著中國日益憂慮本國的低人口增長，它已經開始逐步放寬（但尚未終結）其計劃生育政策。政策制定者當前應該更進一步為女嬰父母提供大量的經濟獎勵。這種措施將同時加快糾正出生時的性別比例失衡並遏制總出生率的下降。

更加平衡的性別比例將減少許多中國家庭為提高儲蓄而犧牲當前消費的需要，並使工作環境變得更加安全，同時也將有助於緩解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緊張關係。

魏尚進

曾任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及國際和公共事務學院金融及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