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會完成討論《非高等教育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業務法》草案，要求所有同時向五人以上學生提供教學輔助服務的私人場所，必須獲得教青局准照方可運作，同時只能設於商業舖位、寫字樓、社會設施內。（黎家茗攝）

補習社的負責人何先生認為，現時補習社大多收生人數「超標」，且不少無牌經營，當局如缺乏主動追查，即使新法下亦阻嚇力不大。（劉凱輝攝）

家長黃女士（左）希望當局派人定期巡查補習社和督課中心等，因家長無法了解裡面實際情況；家長鄭先生（中）亦反映兒子在補習社曾遇一個導師對20個學生的情況，令兒子的成績毫無進步，最終放棄補習。（劉凱輝攝）

家長陳女士認為補習社良莠不齊，但家長亦應對子女負責任，她建議家長應抽取更多時間陪伴子女成長。（劉凱輝攝）

行政會完成討論《非高等教育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業務法》法律草案，當中要求所有同時向五人以上學生提供教學輔助服務的私人場所，必須獲得教青局准照方可運作，同時對人員學歷資格、場地進行規管，只能設於商業舖位、寫字樓、社會設施內。有業內人士直言住宅式經營的補習社大多收生人數「超標」，且多是無牌經營，當局難於監管，如缺乏主動追查，即使新法下亦無礙他們繼續超額招生。有家長希望當局定期巡查補習社和督課中心等，加強監管收生和師生比例人數。

業界擔心新法執行力欠缺

對於即將出台的新法，有補習社負責人表示支持，但擔心當局缺乏去監管及執法的人手和決心。在中區經營補習社多年的負責人何先生受訪時認為，新法對俗稱家庭補習社的住宅式經營的補習社影響不大，他指出原本住宅式經營的補習社大多都是收生人數「超標」，同時很多亦是無牌經營，故此當局很難監管。他直言「除非有人投訴，唔係教青局都好難知道，如果無人投訴，教青局亦唔會主動周圍去搵邊個補習社超額、違法」，因此認為無牌補習社即使面對新法亦無礙他們的繼續超額招生。

此外，何先生稱，現時不少業內人士都將「樓上住宅」補習社搬回街舖，相信有助防火和收生等安全。惟他指出，當局對補習社領牌準則指引不清晰，讓業界感覺混亂。他稱自己的補習社因為擴充，近期租用一個原是「攞正牌」經營的補習社舖位，但用該舖位的原圖則對補習社申請牌照時，當局其他部門檢查後全部通過，惟其後教青局職員以該舖位其中一面牆身不夠高，要加高為由才能通過；何先生反問為何原來圖則能通過領牌時，得到有關職員的回覆是「我有我的準則」。故他希望當局有一套標準準則，讓業界減少申請時的混亂。

當局表示，相關法規實施已超過23年，隨著社會及教育制度的發展和進步，市民、家長、業界和教育界對中心的運作亦提出加強監管和規範管理的要求。另外，隨着社會發展，雙職家庭變得普遍，社會對課餘託管服務需求不斷增加，而有關服務一直未有法定制度監管。政府建議透過立法將課餘託管服務的監管納入教青局的職責範圍。

良莠不齊 家長促定期巡查 規管人數

對於新法對補習社的有關規管，家長黃女士直言，希望當局加強監管，派人定期巡查補習社和督課中心等。她坦言現實不少補習社出現人數超收，家長亦無法得悉有多少人，補習社即使疫情前已不讓家長進入，因此無法了解裡面實際情況；另一家長鄭先生亦大吐苦水，他稱兩年前就讀小學二年級的兒子曾補習，當時每月補習費為2,000元，但後來兒子反映一個補習社內每個導師平均對20個學生，其兒子的功課和測驗亦沒有得到幫助，成績和未補習前一樣毫無進步，最終放棄補習，他希望當局監管導師人數，認為一對五六都好。

家長陳女士則表示補習社良莠不齊，她認為家長亦應對子女負責任，不應全推補習社身上。她以身邊朋友為例子，小朋友上學加補習時間太長，身心疲累。她認為補習時間不用太長，每天1、2個小時已足夠，同時家長應抽取更多時間陪伴子女成長。（編輯：黎家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