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援”輿論的經濟學角度解讀與分析

    一、前  言

    澳門二○二○年二月出現疫情，至二○二二年六月十八日新一波到來之前，沒有出現過社區感染和死亡病例，對比認為，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做到了全世界各地方政府中的最好。

    這波疫情不同，來勢兇猛，造成了社區感染和多名八十多歲以上長者感染後的死亡病例，為此，社會上出現過各種各樣的輿論聲音。

    但疫情至今，分析政府的遞進式防疫措施依然認為環環相扣，且創造了“全民抗原自檢與全民兩日一核檢”，以及依照《傳染病防治法》，頒佈全城進入“相對靜止”狀態的第115/2022號行政長官批示令的綜合效果來看，特區政府應該是給出了另一個可讓全世界每一個政府在應對疫情中，可以借鑒的最新優秀案例和經驗。

    這些“最好和優秀”並沒有令特區政府得到輿論一致肯定的同時，政府推出的“百億抗疫經援”計劃因其對象和標準，招致了不少不乏情緒化的輿論出現。為此，希望從經濟學角度對“經援”引發的輿論現象做個簡單分析與解讀。

    曾經讀過一個舊社會的故事：有個村子遭遇了幾十年一遇的乾旱，一些單一靠種植業吃飯的人家，生活陷於困境，紛紛準備外出討飯。有幾戶地主看在眼裡，一是心疼他們的佃戶生活現狀，二是想到若他們外出討飯可能耽誤來年春天的耕種活動，影響他們收租，於是聯合伸出援手，拿出糧食和幾百大洋賑災，分給了那些準備外出討飯的特困戶。於是村子出現一個現象：受援戶家家感恩戴德，因家庭情況稍好未收到援助的戶也盛讚那幾戶地主是善人之家，全村洋溢着感恩與喜悅之情。

    六月十八日開始的這波疫情影響到了居民的生活，特區政府制訂的“新一輪百億經援”計劃，在六月十九日快速推出。

    此後，隨着防疫需要，各項人流限制性措施連環遞進，很多人的工作和收入必然受影響。此外，蔬菜價格被號稱寫錯標籤的問題商人搞出天價，以及幾乎所有蔬菜經營者溫水煮蛙式的價格上漲，低收入和失業或無薪假人群，期待“百億經援”盡快落實並收錢入袋的聲音高漲。

    七月三日政府公佈了經援具體內容，涵蓋5個方面共9項措施，包括款項援助、就業支援、中小微企援助、稅費減免、補貼及擴內需，預算支出超過100億元。

    七月十一日實施“相對靜止”抗疫新措施，全民在家便有了大把時間瀏覽網絡，且認為“百億經援措施”一些細節設計不符合自身利益，意見和建議如潮。

    七月十六日，政府公佈十五日已向立法會提交了第二次修改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法案，在將推出的“新一輪百億規模的抗疫援助”措施中，加入社會各界意見優化了《僱員援助款項計劃》的發放標準，將原來於二○二○年及二○二一年兩年總收入超過6千澳門元但不超過48萬澳門元的標準，放寬至不超過60萬澳門元，不設下限，進一步擴大措施的受惠居民群體範圍，包括符合條件的失業人士。

    七月廿一日，立法會以視像方式舉行全體會議，緊急程序審議政府提交的財政預算修訂案。經近四小時討論，最終以廿九票贊成、兩票反對、一票棄權一般性通過，隨即再細則性通過所有條文，以便政府動用351億多元超額儲備應付政府支出及新一輪經援措施，這是財政預算案今年第二度修改，其中包括經過修改的“百億經援計劃”和計劃帶有“普惠性質”的另一個百億援助計劃。

    此後，居民意見建議並沒有靜止。

    同樣是救助，兩個案例引發的效應和現象為何不同？毫無疑問，這是因為救助主體不同，一個是私人善舉行為，一個是政府善政行為，兩者性質不同，財務來源不同，前者屬於私人所有，後者屬於公帑。但是，不同屬性的救助真的就不可能達致相同效應，產生相同的現象嗎？

    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有些複雜，需要認真的解讀分析和研究。但是，若是從經濟學角度給出某些解讀，也許會對分析問題有所裨益。

    二、物價上漲和經濟學裡的通貨膨脹

    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是有本質區別的：一般物價上漲是指某個、某些商品因為供求失衡造成物價暫時、局部、可逆的上漲；通貨膨脹則是物價上漲時間長、範圍廣、幅度達到2%以上，能夠造成貨幣貶值，主要商品的物價普遍、持續、不可逆的上漲。

    對於物價上漲或通貨膨脹反映到居民生活中來，並不是所有居民都會受到同樣影響，而是收入較低居民受到的影響最大。在經濟學裡的分析認為，收入比較低的居民在消費中“食物”佔的比重較高，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對他們的影響就很直接。對一些高收入人群來講，對他們沒有多大影響的原因是他們的財富主要“投資”在房地產、股票、黃金、期貨、藝術品收藏等方面，一般花費在旅遊、休閒娛樂、養生保健、子女教育等方面，“食物”所佔比重並不高，所以受到影響相對要小。

    澳門統計局發佈二○二二年六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為103.86，按年上升1.32%，升幅主要由家傭薪酬和外出用膳收費上調，以及汽油和石油氣價格上升帶動，而住屋租金、通訊服務費用和豬肉售價下調緩減了部分升幅。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月上升0.21%。家傭薪酬與汽油售價上揚，帶動家居設備及服務和交通的價格指數上升。鮮魚及蔬果價格和外出用膳收費上調，致使食物及非酒精飲品的價格指數上升。至六月為止的十二個月，綜合消費物價平均指數較一年前同期上升了0.92%。第二季的綜合消費物價平均指數按年上升1.16%，上半年的同比升幅為1.06%。

    其中可見，提到了鮮魚及蔬果價格和外出用膳收費上調，但沒有具體上調幅度，尤其是蔬菜一項的升幅。筆者根據自己這段時間購買蔬菜的價格分析，認為升幅應該在20%左右。假設，這個幅度符合澳門實際，由此可見，低收入人群承受的生活壓力應該加大。

    對政府而言，往往重視通脹或通縮，不同程度的忽視短期物價上漲問題，這種短期的物價上漲，往往對一些低收入人群造成較重的生活壓力，假設一旦受到政府援助措施的忽視，可想而知，低收入人群必然會產生不同情緒。

    眾所周知，政府和居民因為角色不同，出發點會不同，特區政府幾次“經援措施”出台時，都會強調“精準”性，這些“精準”裡面，低收入人群化解生活壓力的比重需要思考。

    亞當 · 斯密在《國富論》中也有描述：“我們對晚餐的期望不是來自屠夫、釀酒師或麵包師的仁慈，而是來自他們對自己利益的考慮。”毫無疑問，政府的“百億經援”措施，影響着很多居民對自己利益的考慮。

    三、企業與就業的相互關係

    就業，指有勞動能力的人參加某種社會勞動並取得報酬或經營收入的經濟活動。在經濟學形成的勞動經濟理論和學說中名曰：“就業經濟學”，是研究就業現象和就業規律及其效益的勞動經濟科學。

    任何一個注重微觀經濟與就業關係的政府，都不會忽視宏觀經濟與就業的關係，例如在政策制訂中注重就業優先原則。但從單純的市場經濟和微觀層面來說，提升就業率，需要企業的增多，或企業的轉型升級發展過程中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的增加，市場經濟中似乎是一個與政府無關的問題。但就業屬性中事關勞動人口就業能夠得到報酬，既對社會有益，亦可養家糊口，維護社會穩定等諸多方面來說，就業就不可以完全依賴自由市場的功能，而是需要增加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層面的因素。因此，就業最大化應該有政府相關政策制訂的影響，即政府各種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制訂，都要考慮進最大化創造與保持就業機會為優先原則，就業擴大機會與經濟增長同步而行。

    澳門本次疫情中出台的“新一輪百億經援”計劃初衷中可以看出，中小微企和僱員是“經援”的重點。毫無疑問，這是政府明白澳門的支柱產業博彩業和多數從事服務業的零售與餐飲業中小微企，對外來遊客具有依賴性，博彩業靠過去多年形成的財大氣粗實力，可應對澳門的“通關經濟”現象，但很多中小微企的處境就非常艱難，若是企業倒了，其中的就業員工便會成為短暫和長期的失業者，此後可能的結果必然是影響就業者背後的每一個家庭成員的生活質素，甚至社會穩定。

    所以，特區政府在制訂“新一輪百億經援”計劃時，注重了“保住企業就會保住就業”的這個現實問題。但是，這個“保住企業就是保住就業”的初心，是否與願望完全符合？是否適合長期遵循？是否還應多一些思維呢？

    舉個例子，內地在改革開放後，隨着經濟發展政府財政收入增加，很多城市推出了對城中城棚戶區的舊城改造工程，利用棚戶區位於市區地段的土地價值優勢，通過開發商換來了高樓大廈和各項配套措施齊全的居住環境。

    有些城市，則是根據居民的不滿意度，經常搞點財政撥款，幫助棚戶區住民解決甚麼房屋漏水，供水供電，雨天積水成澇等問題，可以說是修修補補若干年，財政沒少支出，效果未能理想。

    再如，漁民的漁船有些破舊，政府擔心他們外出作業時不安全，於是經常的向他們提供各種優惠貸款和無償補助，幫他們修補破船。最後結果是，政府為幫助他們付出了金錢，他們自己成為銀貸負債者，形成了為破船吊鹽水續命的效果，但最終船依然還是破的。回想修補的各種費用，應該差不多買條新船。

    澳門從事服務業的中小微企具有對外來遊客的依賴性，在疫情因素形成的“通關經濟”現象面前，既不可完全放任給自由市場經濟那隻“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也要認真分析包括銀貸在內長時間形成多種“經援”的邊際效應和機會成本，以及是否亦需要思考增加“修補棚戶區”和“修補破舊船隻”之外的一些其他“方式”？

    至於解決就業問題，除了“保”之外，方式方法還有很多，認為澳門解決就業問題的關鍵，需要通過挖掘自身潛力和“招商引資”，通過發展工業等令經濟多元化落地，新增就業崗位。

    四、社會救助與經濟學大師的分配思想

    翻閱澳門發展史可見，社會救助對部分居民度過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生活難關起到了很大作用。

    社會救助是動態的，概念解讀不盡相同。但相同的是現代社會救助在全球範圍來看，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因其事關政府職責、經濟政策、人道主義、慈善元素之外，一些經濟學大師的思想也深入其中發揮作用。

    澳門本次疫情中政府推出的“百億援助”無疑是社會救助範疇一種，帶有保企業保就業、保障受影響居民的基本生活，並帶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多種初心。但為何出現不同聲音，分析認為，這是因為政府和居民角色不同，視角不同出現異同反應的表現，不可單純的理解為孰對孰錯，亦需要辯證的看待各種聲音產生的原因，分析原因的方式方法較多。筆者因此想到了另一種聲音，這種聲音也許與保企業保就業“經援”無關，但其中不乏帶有啟發性。

    分配正義，被看作是經濟倫理學中的重要理論，雖然這個分配和政府的社會救助行為不同，但這些思想家的思想並不妨礙用到社會救助理論與實踐過程中去，圍繞與分配相關的問題，去分析經濟生活各個層面的本質和特徵，甚至從經濟、政治、倫理等多視角，尋找實現分配正義的可行方案。

    從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案例來看，要求分配正義的道德呼聲主要來自低收入人群，這個群體的聲音帶有道德和理論高度，符合公共利益中人的生存是核心部分的理論。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瑟 · 塞西 · 庇古在《

    福利經濟學》書中有論述福利經濟學的論點之一，“分配向着有利於窮人的一方的改善”。庇古將分配的公平，尤其是有利於窮人生活改善的分配與整個社會的福利結合起來討論，明確指出對社會成員公平的倫理考慮，有助於社會整體的進步和發展。

    “在一個經濟體制下應該關心那些生活困難的人群”，是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主張。在他看來，社會財富分配上的不均，儘管沒有輿論中經常描述的那樣不堪，但也是經濟體制中的一個缺陷。他希望通過改變分配現狀，改善社會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其中的倫理關懷體現出他對分配正義的重視。

    斯密，是崇尚市場自由主義的經濟學重量級大師，他也說過，低收入階層生活狀況的改善，是對社會有利還是不利呢？一看就知道，這問題的答案極為明顯。有大部分人群陷於困難狀態的社會，決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

    經濟學大師們的分配正義思想，對社會救助無疑具有啟發性。

    五、社會輿論

    這波疫情開始的第二天，六月十九日特區政府推出“百億經濟援助”計劃，從此社會上期待盡快落地的輿論開始出現，到七月十一日進入“相對靜止”以來，從媒體到自媒體，各種輿論可以說到了鼎沸狀態。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說過：“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毫無疑問，某些輿論是存在問題的，但為何有些有問題的輿論還能被廣泛傳播，並產生一定的能量？要解讀這個現象，需要從何謂輿論說起。

    教科書說，社會輿論，簡稱輿論。它實質上是對社會存在的反映，是眾人對普遍關注的社會事件或社會問題公開表達的意見，或者說是資訊的一種共鳴，從中反映了公眾的知識水準、道德水準、價值取向、需要和期望，包括自上而下的輿論和自下而上的輿論兩種。前者是政府部門通過大眾傳播媒介的大力宣傳而形成，後者是非官方、無組織、自下而上地自發形成。社會輿論按其性質來說是群體的判斷，即群體用贊同或指責、忠告、批評等方式，來表達該群體對輿論對象的評價與態度。

    本次“經援”引發的輿論，相信對政府和社會和居民層面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假若仔細具體分析本次輿論的緣起、過程、結果，需要從多個層面談起，需要很多文字，所以會留後做深入細緻的分析研究。

    二○○六年九月七日，筆者曾經根據當時澳門的實際狀況，撰寫過一篇題為“澳門經濟受到輿論干擾”的文章，發表在香港《大公報》“大公評論（經濟）”欄目，現摘錄部分，希望產生一些期待的參考價值。

    從全球的經濟角度來看，近年澳門經濟發展的速度，如同一列超高速的磁懸式列車，在全世界無數輛蹣跚緩行的列車中脫穎而出，一鳴驚人，成為了全球經濟體系中光芒四射的耀眼亮點。其“一國兩制”的成功經驗和獨一無二的澳門發展模式，曾為世界經濟發展輿論聖壇的至尊。然而，澳門當今社會的輿論焦點，不但少見澳門經濟發展成就同經驗性的輿論肯定，而且贏得全球許多政府廣為讚譽的澳門經濟發展施政機關，卻似乎身陷負面輿論的漩渦之中，在某些層面上成為了輿論批評的焦點。

    應該說，政府由於某些方面存在問題，受到適度、客觀、公正的批評是件很好的事情，有助於政府自身的建設。但是，如果非全面的看待問題，一味過分的批評可能產生影響施政效率的作用。因此，現在澳門社會形成的這種經濟發展同社會輿論失衡，不能不讓人在匪夷所思中反思與探討。

    政府首先需要強化輿論導向意識，澳門從回歸前一個小小的袖珍殖民地，到回歸後隨賭牌開放效應的巨大推動力，猛然間來了個鯉魚跳龍門，幾乎是一夜之間成為了揚名世界的新星之都，其核心價值，來源於政府正確決策之下的經濟發展。但是，正當政府大刀闊斧地與時俱進，按規劃讓澳門更進一步之際，社會卻出現了夾雜着或多或少有欠客觀公正的輿論聲音，開始瞄準政府疏於利用輿論宣傳方面的弱點，利用部分居民一時還不能適應社會進程中必然會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矛盾的心態，利用政府施政中因缺乏與居民有效溝通與輿論宣傳的效應，包括存在的一些其他問題，利用輿論工具大肆渲染，對政府某些政策措施橫加指責，描繪得一無是處……

    客觀的說，批評政府是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如同家庭成員間因意見不合而發生的批評與被批評一樣，具有逆耳忠言、苦口良藥之效，實屬正常有益的良性互動，應該視之為可喜可賀之現象。但是，現在社會上的有些批評聲音，已經成為了有失公允的片面之詞。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由於在處理輿論危機方面的經驗不足，並且總是用息事寧人的心態，包容理解求和諧的理念，去善意的對待一些人和一些事，所以讓有些片面批評政府的輿論製造者，產生出政府無招架之力的錯覺，因而變本加厲。分析其根源，不能不說是因政府缺乏輿論導向意識，致使政府在某些輿論方面相對的出現了真空，另一方在輿論方面卻異常的活躍有關。

    六、結  論

    澳門經濟發展在當今遇到的難題不僅僅是疫情，還有疫情過後面臨的博彩業收入減少問題，經濟轉型問題，多元化發展問題；就業問題；橫琴發展需要的GDP增長和稅收問題等。

    毫無疑問，“經援”引發的社會輿論和某些社會矛盾問題十分複雜，需要社會各界積極溝通共同化解，但同樣十分重要的還有很多事情需要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按照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會見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廿五周年活動時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指出，“中央充分肯定你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希望你們堅持穩中求進，毫不鬆懈防控疫情，持續有效紓解民困，努力促進經濟復甦，堅定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全力維護社會大局穩定”中的希望和要求，同心協力，令“一國兩制”政策在澳門行穩致遠。

    期待日後再有疫情期間的各項“經援”方案制訂時，多傾聽社會聲音，筆者在二○二一年十月七日和十三日，分別發表在《澳門日報》和“澳思想智庫”微信公眾號上的文章《因應疫情澳門當前暫時性問題和化解建議》中，第二個小標題“新一輪救助措施問題”，借用孔子先生的話，給出了分析結果和建議：“處於當前疫情所帶來的問題，社會上希望政府及時出手救助的聲音值得理解，有公眾人物談甚麼精準救助等說法很正確，但筆者認為‘精準救助’概念不宜在現階段研究落實，原因很簡單，孔子在《論語 · 季氏》中指出：‘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意即不論有國的諸侯或封地的大夫，不應擔心財富不多，只需擔心財富分配不均……”

    建議：金額多少政府參考居民意見和實際情況量力而行，現階段最好的“精準”就是居民人人有份，講求“均”字作用下和特區政府步調一致，加強防疫度難關，不要讓社會上“不均”的聲音和反對“不均”的情緒出現。

    許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