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風破浪揚帆疾進海絲路

    ——陸絲路海絲路與燈塔之光（中）

    居住在海角涯邊的遠古先民，初則在海邊淺灘捕魚，及後刳木為舟，往更遠的海面打魚。人類天性好奇，他們無不對大海彼岸感到興趣——海的那邊，會是甚麼地方？當先民認識了水流、懂得風向，再加上豎起帆幕，便沿着海岸逐漸前行，繼而尋找高山、島嶼作為望標，勇敢地向茫茫大海進發，尋找彼岸的人間世。

    唐朝船舶遠航東非

    中國南疆的廣州，古稱番禺，位處珠江口，前臨南海。一九七四年底，廣州中山四路意外地發現了古代造船遺址。經專家考證，基本判斷為秦代造船遺址。據《漢書 · 地理志》載：“（南海）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又謂：“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武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

    這段文字，已有很多前輩學者作出研究，所提及的地名有十三個，黃支已被考為印度的建志補羅(Kancipura)。而“繒”，即絲織物。也就是說，在西漢初，廣州、徐聞、合浦已有船舶經南海，穿過馬六甲，抵達印度，開展貿易，其中包括犀、明珠和絲織品。若以秦代造船遺址在廣州被發現，那便有理由相信，南海絲路在秦代已有商舶在海中搖盪。

    東晉高僧法顯（三三七至四二二年），從陸上絲路往印度取經求法，回程由印度渡海至斯里蘭卡，留居兩年，然後乘商船回國，中途遇上風暴，曾靠泊蘇門答臘，原定回程目的地是廣州，最終卻漂流至山東。從法顯所著《佛國記》，便可看到當時南海絲路的情況。

    洎唐朝，造船技術提升，船舶更可遠航至東非。據唐貞元宰相賈耽（七三○至八○五年）的《廣州通海夷道》所記，詳述整條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程。歷來，中外史學家都非常重視《廣州通海夷道》，紛作考證，包括伯希和、夏德 · 駱克希爾、馮承鈞、日本桑原騭藏等。近人邱新民，更將整個航程作了注腳。他分三段來作注解。

    第一段：廣州至沒來（宋譯故臨，趙汝适作南毗國，位於南天竺南部）航程；

    第二段：沒來至烏刺（Al-Ubullah Vbolla，今巴斯拉，乃大食國之重鎮）航程；

    第三段：烏刺至三蘭（今東非的桑給巴爾島之南，與坦噶尼喀的海港）航程。

    詳細請參考邱新民著《東南亞文化交通史》。

    總的來說，唐朝的海上絲綢之路主要航線是從廣州出發，至大食國巴士拉港為東航線，再西行抵達阿拉伯半島、亞丁灣、紅海、東非為西航線。

    其時，廣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終、始站，帆檣如林，商品似山，為求更好管理，顯慶六年（六六一年），在廣州設置市舶使，對舶來品徵稅，更有蕃坊的設立（詳見〈序章〉的〈論析光塔是否有發光、起過燈塔的作用〉）。

    總而言之，唐代的中國海外交通，以東南亞為盛，東南亞活動的主角是華人。而阿拉伯商人東航，要在沒來國換大船，然後經基拉（羯荼）至佛逝（巨港），最終來到廣州。高僧義淨，從永昌元年（六八九年）由廣州乘船，西行至印度求法，凡二十五年，遊歷印度、南海諸國，足見海上絲路之暢通。

    無可否認，阿拉伯人活躍於紅海、阿拉伯海、波斯灣的時間相當長，可由八世紀至十五世紀末，凡八百年。

    唐朝的中日文化交往達到鼎盛，日本前後共委出遣唐使二十次，最終成行的有十五次。但那是日本向中國求學問道之旅，留唐生、問學僧，將大唐的先進文明，移植日本，孕育出絢麗多彩的“天平文化”。

    鄭和船隊七下西洋

    迨宋代，造船技術繼續提升，而且率先將指南針應用到航海業上。

    宋太祖開寶四年（九七一年），在廣州設立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徵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貨。”

    宋代的海絲貿易，除絲綢外，陶瓷亦告大幅增加。按陶瓷易碎且重，陸上絲路難以大量運載。若以船舶裝運，既可減少破損，兼且可利用其重量來壓艙，運輸成本遠較陸路低。所以宋代陶瓷出口大增。

    另一方面，香藥進口亦猛增。在唐代，阿拉伯與波斯商人來華貿易，多以香藥為主，取其利厚。降至宋代，交通更為發達，香藥也就源源不絕的運至廣州。

    至南宋崇寧三年（一一○四年），廣州市舶司的收入已達一百一十萬貫。面對如此巨大的稅收，市舶司的官員動了心，向外商苛索，貪污腐化，致使以阿拉伯為首的外商無法忍受。其時，南宋偏安於杭州，與福建泉州邇近，乃大力發展泉州的市舶，阿拉伯的商船便轉泊泉州港。南宋晚期，泉州取代廣州，成為第一大港。

    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除將陸上絲路重新打通外，也着意開拓海上絲路，繼續支持泉州港，重用蒲壽庚家族及阿拉伯等色目人，將絲綢、瓷器遠銷至摩洛哥、北非。目睹泉州百舸爭流，商賈雲集繁盛景況，馬可波羅也大為讚歎！

    朱元璋倒元成功，建立明朝。從永樂三年（一四○五年）至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的二十八年間，鄭和奉旨率領龐大船隊七下西洋，向亞非三十多國和地區，進行親善訪問，也開闢了包括朝貢貿易的新貿易航線。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雖然有美國海洋史學家路易士 · 瓦塞斯在《中國稱雄海洋的時代》作出評價：“鄭和七次遠航印度洋的帝國艦隊是世界上一支舉世無雙的艦隊，直到二十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無畏艦隊在海上出現之前，沒有任何艦隊可以與之匹敵。”但更加舉世無雙、無與倫比的是親善交往，沒有稱霸，沒有恃勢凌人，攻城搶劫，開闊殖民地。鄭和的船隊，贏取了各國各地人民的口碑，在人類歷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

    只可惜，鄭和之後，因為國庫不能再支持那龐大的船隊，遂宣佈停航、解散，甚至永不起錨。從財政上考慮，船隊解散是可以理解，但痛心的是，把領先世界的航海技術、造船工藝，也一同毀棄，那就完全是煮鶴焚琴的一大錯失！

    歐洲多國繞行世界

    同在十五世紀發生的另外兩項航海大事：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一四九八年，葡萄牙人達 · 伽馬繞過好望角，開闢了直航東方的航線。但他們的宗主國：西班牙和葡萄牙，即開始以武力開拓他們的殖民地，繼之而來的還有荷蘭、英國、法國等。與此同時，他們的大風帆加上新的航海技術，可以乘長風、破巨浪，繞行世界，原本活躍於東方海上絲路的阿拉伯商船，便只能轉在阿拉伯海一帶作短程航行。

    葡萄牙人於一五五三年（有說是一五五七年）取得租用澳門這個小漁村，然後在一五八○年，得到日本長崎的領主大村純忠許可，使用長崎港。於是葡萄牙人便由澳門溯江上廣州，裝載大量生絲，運到長崎，收回的貨款是白燦燦的銀條。由於嘉靖年間受倭寇的侵擾，日本被明廷拒於門外，無法通商，葡萄牙人遂有壟斷這條“絲銀貿易”的機會，總是滿船白銀而歸。

    另一方面，西班牙的殖民地秘魯，在一五七一年發現銀礦，使後來秘魯和墨西哥的白銀，經菲律賓流入中國。那是因為福建的商船，裝載了中國的絲綢、小麥、日用品、奢侈品等，運到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賓，賺取美洲的白銀，據統計，從一五七一年至一六四四年，由美洲流到中國的白銀總量達到七千六百二十噸，合二億両。

    明亡清興，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亂和統一台灣後，於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解除海禁。翌年，開泉州、寧波、松江為貿易港。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宣佈廣州一口通商，成為西方人進入中國的唯一口岸。西方各國便在廣州設立十三行，直到鴉片戰爭。十三行早期的貿易，中國輸出以茶葉為主，英國痛感外貿赤字嚴重，便販賣鴉片來中國，以抵銷茶葉帶來的赤字，最終釀成鴉片戰爭。

    黃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