佇立佐敦四十年的寶靈商業中心設計懷舊，燈光昏黃，如同停留在半世紀前的香港。位於一樓的「上海寶星時裝祺袍」（下稱：「上海寶星」）在旗袍裁縫殷家萬未退休前仍是該處僅存的一間旗袍店，數十呎的狹長空間裏，掛滿造工精細的旗袍，工作枱上散落年代久遠的工具。

「旗袍穿起來高貴大方，有線條，步姿文雅。」八十五歲的店主殷家萬穿著直條裇衫西褲配毛衣，架著眼鏡，雖滿頭白髮仍精神飽滿。他從事旗袍裁縫七十載，仍堅持每天開鋪工作，每一針每一線，也見證香港昔日的黃金歲月。殷家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職人之一，他說最用心做的旗袍，今日已收入了博物館；縱使退休，他仍心繫旗袍業，他認為年輕人在旗袍上稍作更新，令旗袍新潮些，未嘗不可，最重要是有人承傳。

十五歲學師 「師傅有六條藤條」

殷家萬一九三六年出生，家鄉是江蘇省揚中市，一九五一年隨大伯來港，那時才十五歲。「我大伯在香港做裁縫，見我十幾歲無書讀，所以帶我來香港。」大伯帶他到太子道西學師，「我師傅叫施正才，在太子道172號，我記得好清楚」，時隔七十年仍清楚記得來港的細節。製作旗袍多以師徒制傳承，師徒雙方是由鄉里舉薦而認識的，而學師時間多為三年，師傅大多不會主動教授縫製技巧。回想初學師，殷家萬形容是替師傅打雜，負責調漿糊、取拉鏈及挑綑條等工作。

「學不到縫衫，師傅不會交給你做，擔心出錯要賠錢，那時物資很貴，人工卻相當便宜。」回想做學徒的日子，壓力頗大，「因為不懂，每件事都擔心，給你一件衫，你就要動腦筋。師傅很惡！單是藤條也有六條，分大中細，不過多數是嚇你，我師傅只是趾高氣揚，他好有趣的！」儘管學師生涯艱辛，殷家萬依然感恩，「學師辛苦？又不是好辛苦，有飯食，在鄉下食粥，三餐都是食粥，拜祖才有飯食，有飯食都不知幾歡喜！」學師只能從旁觀察，要學有所成，天份與勤力缺一不可，殷家萬幽默地說：「做這一行沒有多少功夫做不到，覺得自己有否天份？有點吧。」

在太子道西學師三年後，殷家萬輾轉到羅便臣道、石塘咀、灣仔天樂里等裁縫店打工。「有個疏堂舅父在天樂里開鋪，我在那裏幫他，記得颱風溫黛期間，我們通宵打麻雀。」殷家萬笑言自己很少出去與其他師傅打交道，不擅與人交談，獨愛打麻雀。「那時候好多裁縫喜歡打麻雀、賭錢，結婚後老婆還在大陸，在這裏便賭錢。好多人吸毒，慫恿我吸毒，我拒絕，否則便糟了，做乞丐了！」

六十年代裁縫業興旺 一件旗袍賺三元

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殷家萬才來到佐敦，為表哥的裁縫店打工。他回憶，六十年代的佐敦是個繁盛的商業購物區，當時仍有佐敦道碼頭，亦有渡華路巴士總站，人流暢旺。「那時候佐敦好旺，當時未有過海隧道，很多人坐船過海，亦有汽車渡海輪。」眾多行業中又以裁縫業尤其興旺，寶靈街舊時俗稱「九龍花布街」，布行林立，不少九龍區市民都會到這裏買布，加上彌敦道有六、七間專賣布料的大型店鋪，帶動該區的裁縫生意。「佐敦什麼布料也有，那些人買布料做旗袍，那時流行絲質。」生意最好時，殷家萬每天做三件旗袍，「一件做四小時多，九時上班，做到晚上十一、十二時。」

五、六十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時期，尤其中產階級女士常穿旗袍，殷家萬形容她們連去街市買餸也穿。「那時候物資騰貴，做一件旗袍賺七元港幣，再漂亮些就加一、兩元。七元還要扣減一元的拉鏈成本，剩餘的就與老闆平分，一人一半，一件賺三元。」六十年代，一個貨車工人的月薪約三百港幣，以殷家萬日做兩件旗袍計，當時的月薪約六百港幣，是貨車工人的一倍。

富裕人家對旗袍需求更大，服務更周到，殷家萬記得曾為廣州軍閥「南天王」陳濟棠^[1]陳濟棠，綽號「南天王」，是粵系軍閥代表，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六年主政廣東。早於三十年代，部分陳氏家族成員南遷到香港，陳濟棠兄陳維周買下北角繼園，後人開始在香港開枝散葉，陳維周兒子陳樹渠熱衷慈善事務，陳濟棠兒子陳樹杰則從事飲食生意，創辦利苑飲食集團。的千金度身訂造旗袍。「那些小姐太太們不出門口的，普通的小姐才出外找裁縫。千金一個電話就叫你上門度身，要上她家拿資料，完成後就用白洋布包住，送到她家。」當時的旗袍設計與現在大同小異，剪裁貼身，但更強調曲線美，特別重視腰部線條。「六七暴動」是香港的轉捩點，也標誌著旗袍行業的黃金歲月慢慢走向衰落。殷家萬憶述，「六七暴動」後生意轉差，不少富有人家移民外國，對旗袍需求大減，加上租金騰貴，綢緞公司相繼結業，愈來愈少人到裁縫店訂造旗袍。

提到多年來最深刻的旗袍，則是一件紅色嫁衣。「表哥女兒結婚時我替她做的，她同學見到覺得好靚，結婚時借來穿，有七、八個新娘子穿過，有時要闊身有時要窄身些，也是我改的。後來連她女兒結婚也著，現在捐了去香港歷史博物館。」

盼徒弟接班 接受新潮旗袍

現時寶靈商業中心只剩下「上海寶星」一間旗袍店，「以前有三間，現在沒有了，只有我一間，有些（師傅）退休了，有些不在啦。」殷家萬亦決定在二〇二一年退休，「九月租約到期，我都八十幾歲還做什麼？沒有什麼不捨得，無辦法了，年紀大了，眼晴看不到就做不到了，穿針也穿不到。」殷師傅說著退休計劃，依舊笑著密密縫，剪布、彈線、落針都俐落準確。

店內當眼處有兩幅殷家萬的畫像，皆由學生贈送，其中一幅題有「錦袍綴家 繡巧冠萬」，感謝殷家萬多年傳承旗袍工藝。二〇一三年起，殷家萬與「聯合裁剪專業中心」合作開班授徒，教授製作旗袍的基本知識，現時每星期也講課。他指學生對製作旗袍有濃厚興趣，對他們的成品甚為滿意，也佩服他們學習的決心，「要準備很多工具，要買鉸剪、漿糊刀、尺等，全部都是自己工具。」他滿意地展示學生作品，又特別提到有徒弟將旗袍與時裝結合，用牛仔布設計旗袍。殷家萬不抗拒新潮旗袍，「現在年輕人喜歡穿那些，新潮些。我都開心，有人做下去就有希望，接班承傳下，不要讓它消失。」

萬家「非遺」 在「放任」政策中流失

無可否認，香港政府在官方文件中愈來愈來注重非物質文化遺產（下稱「非遺」），亦確實投放了大量資源保育。今年五月立法會文件公布，二〇一八年撥款三億元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至今共資助九十二個項目，總資助達八千五百萬元，資金主要投放在研究、出版、教育活動、公眾節目，以及傳承和培訓計劃。在疫情期間，截至二〇二三年第一季，共完成了一百三十八節培訓，超過二千人次參與。

一些硬繃繃的數字與金錢的堆砌是否代表香港「非遺」的手藝得以傳承下去？香港獨立媒體《誌》由二〇二一年九月開始記錄職人故事，收錄《香港職人》一書（本年九月出版），當中不少如殷家萬的旗袍師傅，已年紀老邁，結業退休。殷師傅退休前與其他學院合辦課程，作民間承傳，當時殷師傅已明言，後輩對旗袍稍作更新，未嘗不可。過去立法會議員多次質問政府，有否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職人作統計？政府一旦公布了真實數字，便戳破他們的政策，實情是師傅級的職人不是年紀大，便是後繼無人。

粵東磁廠最後一位全手繪廣彩技師譚志雄師傅於五月十八日與世長辭，他的徒弟魏德龍正籌備出書記載廣彩藝術，後繼算是有人，但多少技藝已失傳。譚志雄生前曾言，徒弟不要以廣彩維生，視之為喜好，已算是承傳。譚師傅一言中的，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靠昔日的經濟模式去支撐，例如百年歷史的粵東磁廠養起了一班廣彩技師，香港的旗袍業靠碼頭周邊經濟支撐，佐敦道碼頭在一九九六年拆卸填海後，再沒有上岸理髮造衫的客人，殷家萬的旗袍店漸漸式微，有時替電影做服飾，才勾起港人記憶：原來香港有旗袍師傅。

廣彩譚師傅也好、舞麒麟、花牌師傅也好，縱使他們的工藝已列入「非遺」，隨著地區經濟與文化傳統的結構式改變，傳統工藝已失去了經濟支柱，亦欠缺後人更新事業，政府就算倒三億港元保育，亦難阻技藝流失。

回歸二十多年，政府對「非遺」一直採取放任政策，很多「非遺」的「宗師」今日已經不在，政府於二〇一八年匆匆在網上搞「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並將四百八十項香港「非遺」數碼化，只能嘆一句為時已晚。倘若做到文書記載，已算留下了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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