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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仔求存實錄

2024-05-26 10:42

黃小姐曾面試本澳一間博企的市場推廣職位,雖完成兩輪面試,惟無下文。

Alfred(化名)原先在一間本地廣告企業任職,但二〇二一年底因經濟疲弱及疫情等因素遭公司解僱,現時一邊任職地盤管工,一邊將目光放在公職上。

Alfred曾兼職外賣車手近半年。

雖然目前收入不及以往,但Fanny指一直都持續為退休生活努力,對未來抱積極樂觀的態度。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Fanny曾在博彩中介人工作。圖為太陽城旗下的貴賓廳,現已結業。

義字街一帶的外籍僱員。

本澳除了由內地輸入勞動力,亦從東南亞部分國家輪入勞動力。

疫情期間,面對嚴峻的就業市場,不少大學畢業生選擇繼續深造升學,暫時逃離「畢業即失業」的困境,黃小姐便是其中之一。在本地大學傳播系畢業後,她於二〇二二年遠赴英國修讀品牌行銷碩士課程。一年後她學成歸來,有著更高的學歷水平,加上疫情結束,照理要找到第一份工作應該不是難事?然而從去年(二〇二三)八月回澳到現在,她還在待業中。

職位空缺多與營運零售相關
文職出缺較少

如其說找不到工作,更精準來說黃小姐是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對於第一份全職工作的要求,黃小姐表示,希望尋求一份文職,月薪約13,000至14,000澳門元(下同),以及一周五天工作制。為此目標,她向多家企業遞出了履歷表,部分獲面試機會,但一直未能順利進入職場。其中應徵一家博企的市場推廣職位時,曾接受兩輪面試,本以為錄取的機率十分高。「當時他們甚至跟我說返工的衣著要求,所以覺得他們會錄取我,怎知道後來就沒有消息了。」

經歷多月的尋覓,她留意到本地博企雖然提供不少職位空缺,但大部分與營運相關,如娛樂場、零售、餐飲服務、酒店房務等工種,即需輪更工作,與其期望不符。「比較少有市場推廣、行政、辦公室助理等文職工種空缺。即使有空缺,都是聘請經理或主管級別,我只是大學畢業生,無相關工作經驗,根本沒有機會。」

大學畢業生職場流動率高

除了博企等大企業,她也嘗試向本地中小企求職並獲數次錄取的機會,但因工作需輪更或「跑數」等種種原因,她最終放棄了這些機會。例如,其中一份工作是教育中心顧問,底薪約11,000元,中心每月營業額要達55萬元僱員才有額外獎金。「該中心負責人都跟我坦誠,只有暑假等某些月份才達到相關指標。」另一次機會也是跟教育中心相關,該中心要求她簽約保證任職至少兩至三年。「他們覺得我做不了多久就會離職,認為我只是想累積工作經驗⋯⋯但我做不了這個保證,這是很現實的事,大學畢業生在職場上流動是很稀鬆平常。」

針對年輕人及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政府在過去數年曾與本地企業及團體合作推出實習計劃,讓年青人透過數個月的實習積累工作經驗,也舉辦了多場大型招聘博覽會。今年較早前,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在立法會上表示,去年第四季澳門約4,300位青年失業,在政府安排的就業輔助及配對下,當中約七成青年在六十天內找到工作,餘下是希望找到文職或專業對口的工作。

大型招聘會只是走過場
畢業生缺工作經驗
獲大企聘請機會銳減

這些以年輕人為對象的措施對黃小姐起不了太大作用。她曾報名相關實習計劃卻未能成功錄取,至於大型招聘會,認為只是走過場。「我不覺得他們(參與企業)是真心想請人。有一次我去了一個招聘會,接受一家企業的即場面試,當時有兩位hr(人力資源部員工)跟我面談,但在我說話途中,突然有一位hr走去打電話,我即刻覺得沒有機會。澳門確實有不少招聘會,但在該次經驗後,基本上我都沒有再參與。」

儘管這些面試未能為她帶來一份工作,但至少讓她更了解目前的就業市場情況。「企業在招聘時普遍希望找到有工作經驗的人選,可以對工作立即上手。企業不太願意花時間及精力去培養新人。我明白搵工是一個雙向過程,如果我是企業方,也會優先選擇有工作經驗的人。」

面臨海外人才及留學生競爭
本地人須提高學歷以提升競爭力

除此之外,本地畢業生亦需面臨外地人才的競爭。在一次保險公司的招聘面試,面試人員告訴她,鑑於目前內地就業市場艱難,不少持有澳門身份證的內地畢業生亦赴澳尋找機遇。「他們甚至不在澳門生活居住,也不懂廣東話,但他們一樣過來澳門搵工。」最近,政府宣佈調整下一階段的人才引進計劃,就「1+4」產業發展所需要的學系,讓成績優異、在本地大學就讀的外地學生留澳工作,並指符合相關要求的非本地大學生不足二百人。「未來留學生可以留澳工作,競爭只會越來越大,而且大家的學歷水平也越來越高,我身邊很多朋友也修讀碩士課程。要學歷高一點才有競爭力。」黃小姐道。

在待業期間,她曾到一間內地企業出任留學顧問,透過社交媒體應對及解決學生的問題。「在澳門找不到工作,而這份工作是線上形式,所以就做住先。」然而,這份兼職需按照英國時區上下班,而且只要學生發問,便要立即處理,所以這份工作她未有繼續下去。

一邊呼籲澳門人北上發展
一邊吸引非本地人留澳

事實上,她不抗拒到大灣區甚至內地其他地方工作,更指內地薪酬水平逐漸與本地接近,如在該內地企業出任全職留學顧問,當達到所有績效指標,每月薪金可達人民幣一萬元以上。「我的首選當然是在澳門工作,可以住在自己家裡。如果到其他地方工作,要租屋及其他花費,生活成本相對較高。」不過,面對政府呼籲澳門青年勇於到橫琴及大灣區發展,她表示,「我覺得整件事有點諷刺,政府一邊叫上面的人(內地人)來澳門發展,一邊叫澳門人去內地搵工。」

在這漫長的等待過程中,黃小姐亦不斷調整心態及期望,現時不排斥從事名店零售。 「如有合適的機會,會做住先,始終已(待業)太久了,日日在家也不知道做甚麼好。」至於會否進一步放下身段?「我覺得自己身段已經放得很低,人工等要求也不高。」

跟社會新鮮人相比,打滾了一段時間的打工一族,面對失業時顯然沒有那麼從容──除了手停口停,還要面對供樓、家用等每月的剛性開支。「始終供樓壓力大,不可以長時間失業,幾個月還可以。」alfred(化名)道。他原先在一間本地廣告企業任職,但二〇二一年底因經濟疲弱及疫情等因素遭公司解僱,現時他一邊任職地盤管工,一邊將目光放在投考公職上。

該廣告企業是alfred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任職近四年,負責協助構思及執行不同的廣告製作。即使曾預料公司在疫情期間須裁員以節省開支,但他當時認為自己能逃過這波解僱潮。「我以為老闆會選年資較高的員工開刀,而且廣告公司可能更需要年輕人,始終想法較為創新及做事更有拼勁,怎知道老闆選擇解僱賠償較低的員工。」

從白領變外賣車手及工程管工

失業後,他希望在同類型企業及博企尋找相關工作,但一直苦無消息。為了幫補收入,他當兼職外賣車手近半年。「我被炒的時間剛好遇上賭場貴賓廳結業潮,很多前賭場員工都入行做車手,變成獲分配的外賣訂單不多,自然收入也不多。」其後,在身邊人的介紹下,他到一間新創的系統整合企業工作,內容以文書處理為主。「我其實不喜歡在辦公室朝九晚五的工作,雖然第一份工作也是這樣,但廣告工種靈活性較高且想法新穎。」

去年底,在機緣巧合下,alfred遇上轉工機會──地盤管工。該職位不需土木工程背景,也不需大量的體力勞動,他只需留在地盤內每日為建築工人分配工作、管理工程進度及確保工人安全。「我覺得靈活性大一點的工作比較適合我,不用這麼死氣沉沉。在地盤內,時間亦過得比較快。雖然人工只是每月多約一千元,但可以轉換一下工作環境,所以當時決定試一試。」

加班輪迴 用時間換金錢
內地僱員拼勁討老闆歡心

從白領轉為藍領,alfred花約半個月便上手新的工作,但他萬萬沒料到的是,今年農曆新年後需要「瘋狂加班」,從原本一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時,到每天上班工作十多個小時。如訪問當日,他從早上八點多開始上班,然後加班到晚上十點多才有空碰面。「當初以為工時還可以,不用加班,怎知道上了賊船。」他苦笑道。從訪問當日起計,撇除五一勞動節這強制性假期,他已連續工作二十多天,並預料此情況還要持續近大半個月。「我沒想過(這工作安排)有沒有問題,反正也沒有遇到任何巡查糾正⋯⋯現在人工是不錯,但這是用時間買回來的。」

疫情期間,本地外僱人數一度減少約四萬人次,但隨著疫後經濟開始復甦回穩,外僱人數亦止跌回升。以alfred工作的地盤為例,目前九成人員為內地外僱,餘下為本地人。他表示,工程及建築公司聘請本地人的原因,大多是因為職位需求,以及公司需要一定數量的本地僱員方可獲批外僱名額。「那些外僱很渴望加班,他們很拼搏,來澳門就是為了賺錢。」另外,內地外僱的薪金大約少本地僱員的三分之一,這種性價比自然獲得僱主的歡心。「站在僱主的角度,無可厚非的是他們想以低薪聘用高產值的員工,但這確實令澳門人少了(工作)機會,也相對地影響了薪酬水平,因為如果老闆能以低薪請外僱,他們也不會願意及不用以高的薪酬去請本地人。」

對橫琴發展不太樂觀
寄情於公職的穩定性

接近三十而立,alfred關注到當年紀越大,越難跨領域、跨產業轉工。從去年到現在,他不斷投考公職及面試博企內與電子媒體及電子商務相關的職位。「這些博企職位跟我的大學專業對口,我在廣告公司也工作了三、四年,十分熟悉相關技術,但可能我申請的職位是主任級別,最終都沒有聘用我,因為我沒有在博企及酒店的工作經驗。」

從alfred的角度而言,目前澳門的職位空缺類別狹窄。「沒有甚麼新的職位空缺,在求職網上來來去去都是保險公司或補習社招聘,更甚的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公司,那些名字十分陌生,你不會敢去應徵。」他續稱,雖然近來失業率從疫情的高位回落,但這亮麗數字背後的原因更多是,甚麼待遇的工作都有人去做。

雖然自覺在本地的職涯發展空間有限,但基於薪酬等原因,他暫時沒有計劃走出澳門。「我有留意橫琴,但預估不到橫琴何時才能夠發展到一定體量,而且我不想做開荒牛,加上我也沒有信心(橫琴)能夠發展成功。」

因此,跟不少澳門人一樣,alfred將未來寄託在「鐵飯碗」上,如正在投考消防及海關等。「目前對工作的最大考量一定是穩定性,即較少機會被老闆炒。然後是人工及假期,這三樣是非常重要。對於我這種年紀,政府工是最大的寄望。」在成功進入公職前,他暫時仍會繼續目前的工作。「如果找到跟第一份廣告公司差不多的工作,月薪僅低現時這份工約一、兩千元,我都願意去做。但如果月薪低三、四千元,就不會考慮,始終又要給家用、供樓及應付其他生活開支,沒有辦法。」

「如果有更好條件的工作,當然會轉工。沒有的話,只有繼續做下去。」

當alfred及黃小姐還在尋覓理想工作時,三十多歲的fanny(化名)曾找到一份自認為可做到退休的工作──在本地博彩中介人擔任市場推廣職務。然而,在貴賓廳及中介人結業的浪潮下,這段一期一會的經歷也告一段落。目前,新工作福利待遇跟以往有一定落差,但fanny自得其樂。「我已經有一定年紀,現在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七年升兩次職 人工翻一倍

fanny於二〇一一年大學畢業,曾先後投身本地博企、大型高端零售商及廣告企業,負責活動策劃及宣傳推廣,她出社會時正值本地博彩業及經濟騰飛的年代,各大企業求賢若渴。「那時候搵工十分容易,基本上每次面試都會成功,可謂一擊即中。」即便辭職,她很快便會收到其他企業遞出的橄欖枝。

經歷幾次轉職,她最後加入該博彩中介人工作。「那裡的工作環境很平穩,人工高、福利好,定期會升職加薪,就像政府工一樣。」在該企業工作近七年,她有兩次晉升的機會,薪酬亦翻了一倍有多。「工作量不會太多,(不會)令你要將所有的時間投放在工作上。你可以有時間進修及培養自己的興趣,真的達到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當時的心態是想做到退休為止。」

從「工搵人」到「人搵工」

不過,隨著太陽城集團創辦人周焯華及德晉集團創辦人陳榮煉先後於二〇二一年底及翌年初涉嫌非法經營賭博被捕後,本地賭廳及中介人出現骨牌式倒閉,引發一波失業潮。「公司結業對我們來說是很衝擊的一件事。」fanny指,疫情期間雖然需要放無薪假,但當時大家指望整體大環境會隨時間逐漸變好,無奈最終事與願違。

跟她入行初期「工搵人」的狀態相比,近年本地就業境況出現逆轉。「我算是澳門經濟變差後較早失業的一批人,後期因為疫情關係,身邊都有在建築公司等企業工作的朋友陸陸續續被炒。」失業期間,她曾領取失業津貼及參與帶津培訓計劃。不過,她認為政府相關措施的效用不大,以及未能為失業者提供足夠的就業支援。「當時勞工局只是介紹透過其網站尋找合適的工作,以及提醒我們甚麼時候會有招聘會。」透過這些途徑,她雖然獲得面試的機會,但無一成功。「那些面試大約十分鐘,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就完結,可以看得出他們是否真心想請人,還是敷衍了事。」

提到這段失業時光,fanny未曾感到太大壓力,全因其朋友及舊同事一直支持她,給予她一些「炒散」的機會。「特別是大家剛知道我舊公司結業時,不少朋友都立即找我做活動幫手或幫忙寫稿,確實幾感動。」

博企工作需瘋狂加班

最終,浮沉半年後,她在朋友介紹下到本地一間社團任職行政及活動策劃,薪資約上一份工作的一半,而其舊同事在找新工時也遇上同樣的境況。「要調整心態,(舊公司)提供的人工福利是高於市價,新公司的條件一定沒有以往好。」雖然薪酬減少,但加上一些副業收入,以及減省開支和沒有供樓等借貸壓力,她的收入仍足以應付生活所需。

自去年疫情結束,經濟開始復常後,也曾有博企向她招手,但她未有打算走回頭路。「博企提供的人工較現時的工作高,但工作環境不太理想。有不少朋友及舊同事都在博企上班,他們經常要加班,一個人可能要應付三個人的工作量。有部分人更經常生病,可能一個月要看數次醫生。」

fanny更指博企工作環境較以往進一步惡化,因為從前whatsapp及微信等即時通訊程式並不流行,不用全天候回應上司的訴求。「以前在博企工作也辛苦,但放工及放假時,可以甚麼也不用理會,安心休息及開心去玩。但現在根據身邊朋友的經驗,不論放工或放假,都要繼續回覆上司的訊息。」

在大公司上班亦要擅長應對複雜的人事關係及摸熟辦公室的潛規則。她回想起以往在博企上班時,雖然其放工時間為晚上六時三十分,但大部分同事七時後才離開。「初時我甚麼都不知道,忙完手頭上的工作後,六時三十分後就會放工。這情況過了兩、三天後,我上司就跟我說要等到七時後才放工。我知道他不介意(我準時走),但應該有人給了說話給他聽。」

身心靈健康更重要

「以我這個年紀,金錢不是選擇工作時最優先考慮的因素,工作量或工作環境亦重要。博企人工是高一點,但需要你付出整個人予公司。沒甚麼必要為了多一點錢,但沒有了健康。」她更享受目前的工作環境,僅需與數位同事共事,工作也帶來不同的滿足感。「博企的工作都非常細化,每人只須負責一個項目的一部分,但現在我可以一個人完成整個項目,覺得好玩及開心。」

雖然目前收入不及以往,但fanny指一直都持續為退休生活努力,對未來抱積極樂觀的態度,「我對自己好有信心。」

在澳門提到就業、失業等勞動力議題,討論往往離不開非本地僱員。有意見認為外僱跟本地人搶飯碗,亦有指澳門外僱泛濫。在澳門工作逾十年的內地記者shirley(化名)有不同的看法。「澳門所謂的本地人和外勞的爭議已經到了一個走火入魔的境地,完全不能進行正常及理性的討論。」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矛頭怒火轉嫁予外僱

shirley於二〇〇七年來澳修讀葡語,畢業後在本地一家外語報章工作,直到疫情期間因公司減薪才離職。這十多年的磨鍊,除了令她能操一口流利的葡文及廣東話外,亦令她有機會深入接觸澳門的各個階層,包括本地及非本地群體。

她認為,本地勞動政策及制度的不足,加上用人唯親及小圈子文化等複雜成因,導致本地就業環境充滿諸多內部矛盾。她舉例指,有一位本地朋友以外判形式在學校擔任教師,意即他只能從課堂賺取人工,餘下的所有工作像帶學生參加比賽等都是沒有薪俸。「這相當於打零工,是完全沒有保障,但他也沒有辦法,如果想繼續跟該學校保持關係,只能繼續做。」

「俗一點說,某些程度上澳門人(僱主)就是對澳門人賤,即是刻薄。」她續指,外僱只是成了其中的擋箭牌。「整個就業市場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環境,這個環境引發出來的社會怒火,全部發洩在外僱身上。」更甚的是,外僱在澳門人心中的形象普遍扁平化及模糊化。「提到外僱,大家討論的往往只是住在內地走水貨的一群,某程度上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勞動制度僵化及欠國際化
外僱淪為「三等」勞工階層

雖然最後因減薪而離職收場,但提到工作逾十年的舊東家,shirley並不吝嗇對其的感恩。「那份工作不錯,人事相對簡單,工作也相對輕鬆,然後假期也多。還有可能同事及老闆都是外國人,整體職場環境是比較尊重員工。」正是因此,再加上本地外僱制度僵化,在過去十年即使有不同企業向她招手,她也沒有轉換工作。「以人工待遇來說,(當時)看不到轉換其他工作會是更好的選擇。在我心目中,在澳門工作沒有甚麼晉升和橫向流動的空間。」

提到外僱制度僵化,她表示,若外地僱員要跳槽到另一家企業工作,他們不能夠在兩份工作之間無縫銜接,相關文件程序需時約兩、三個月。若新公司提供的工種職位與原先公司不同,他們更需「過冷河」六個月。「這套行政程序很不國際化。」shirley道。

另外,聘用外僱的僱主須每季度向社會保障基金繳納每位外僱二百元的聘用費,雖然這筆款項名義上須由僱主支付,但她指出,不少外僱都要自己承擔相關費用,卻沒法享有社保的任何福利,而他們每年向澳門庫房所繳納的稅額也跟本地僱員一樣。「外僱在澳門享有甚麼福利?完全沒有。」因此,在澳門的法律制度下,她形容外僱為次一等的勞動階層。「其實可能不止次一等,三等也差不多。」

隨著城市發展,她指出,澳門政府不僅沒有優化相關勞動制度,還帶頭在勞動市場上造就更多的歧視。如疫情期間,政府曾針對特定的工種及國籍開展核酸檢測。「這令我想到勞工基本的權利保障一直都未有優化,反而因為疫情變得更為惡劣。」

澳門與內地間距漸收窄
本地職涯發展空間有限

shirley分享觀察指,對於在本地從事文職或專業資格的內地外僱而言,隨著內地薪俸福利跟澳門之間的水平越來越接近,澳門對他們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小。她舉例指,有一位珠海朋友一開始在澳門從事資訊科技工作,其後在珠海找到一份條件更優厚的教職。「澳門目前最缺人手的是前線服務業職位,(內地僱員)在澳門從事前線服務業職位的人工可能有七、八千元,在內地或只有五千元,但這差距也在收窄中。」她更特別提到居住環境及生活條件的差異,去年全面通關及復常後,越來越多人搬到內地居住、在澳門工作,當中也包括外僱。除了出於經濟條件,更多的是由於澳門的都更及交通發展不理想,與內地存在巨大差距。

當shirley見識越廣,澳門的吸引力也隨之漸減。「我沒有到其他地方工作過,所以有一段時間我的認知是有限的,但當慢慢接觸到不同的人及事後,會發現其實澳門的待遇很低,發展空間也是有限。」shirley表示,澳門最大的缺陷是產業單一及經濟規模較小,除了博彩業外,其他產業的發展潛力不大。雖然澳門近年銳意發展金融、文旅體育會展、高新科技等非博彩產業,但相關發展受澳門的先天條件所限。「哪怕你引進巴菲特來澳門,澳門的金融業亦不會發展成香港那樣。」

有鑑於此,她亦不看好去年出台的人才引進制度,認為相關效用有限。「對於澳門想吸引一些外地人或在其他地方工作過的人來澳,我相信那些人來了也很快會走,他們很快就會知道澳門(的待遇及配套)是不對勁。」另一方面,她相信該制度會為本澳的既得利益集團打開「用人唯親」的新途徑。

現時shirley已離開澳門生活,如果能重新選擇,她仍會選擇畢業後留澳工作,始終其專業與葡語相關。「我覺得自己在澳門的發展是可以的,但很清楚知道上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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