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內連續兩次特大暴雨，威力之大近年罕見，澳門眾多低窪地區都出現水浸現象，尤以氹仔馬場附近一帶最為嚴重，剛完成地下水道工程的高士德馬路也成了重災區，情況令人慘不忍睹。

暴雨中的澳門，交通全面癱瘓，各地區嚴重塞車，有些地方如水塘新路嚴重積水以至難以行走，內港一帶大水浸，低窪地區如新橋、沙欄仔、高士德等嚴重水浸，地下停車場入水嚴重，至今有些停車場仍在清理當中，氹仔近馬場一帶在暴雨開始後不久便成為澤國。翌日走上街，只見滿目瘡痍，舊區更是被水浸搞得一片狼藉，滿街濕澀味道，看來要好一段日子才能執拾乾淨重回舊貌。

其實對於澳門來講，暴雨已經是一個見怪不怪的自然災害，每年夏季總遇著兩三個黑雨，已非甚麼新鮮事兒。上述問題中某部份是自然災害所造成，非人力之可以抗衡，那就只能祈求讓傷害減至最低。但很大部份是人為、又或者是人能力所及可以作出改善卻始終如一的原地踏步，這些非責怪不可。

內港低窪地區每逢大雨、颱風又或嚴重的海水倒灌都會出現水浸情況，這對該區居民，尤其是住了幾十年的老街坊來說，已經習以為常。水浸原因主要有地勢問題以及下水道網絡老化/不敷應用。地勢問題由於先天不足處於低窪地區，必須承受來自各方高地所流下來的雨水，再加上容易形成海水倒灌，致令水浸風險比其他地區高。但不一定代表逢雨必浸。實際上，內港、沙梨頭、新馬路一帶屬於本澳舊城區，下水道網已鋪設多年，老化程度可想而知，再加上已經不敷應用。而且當年欠缺詳細的可持續發展規劃，每每下起大雨便不能有效疏導雨水，設計上亦未能有效防止海水倒灌。正值特區政府開始整頓舊區基建，並且對舊區重整深入研究的時刻，應該多想方設法加緊對舊區及低窪地區下水道網絡的重整，使之能有效發揮作用，改善困擾居民數十年的水浸情況。

但同樣水浸的高士德馬路，情況則不可同日而語。相信高士德下水道工程對民生影響之大，大家仍然記憶猶新。當初政府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逐段重新鋪設高士德的地下水道，不少居民寄望這次工程能改善該區嚴重的水浸問題，故此雖然付出不少金錢，以及為該區帶來一整年的不便，民眾仍耐心等待，希望新的下水道工程能改善他們的社區。怎料兩場大雨便足以考驗這個所謂新下水道工程孰優孰劣，暴雨開始後不久，高士德以及鄰近街區已發生水浸的情況，高士德與高地烏街附近的水渠蓋更有如「音樂噴泉」般被水流衝起，幾乎衝到街上，不停的噴水，似乎跟下水道工程之前的水浸情況沒有太大區別。

氹仔馬場附近更是慘不忍睹，該區附近正進行輕軌相關的工程，未知是否因此地下水道管網受到影響，暴雨來襲不久已經成為「東方威尼斯」，水浸令附近的車輛幾近報銷，該區從未如此嚴重的水浸過，但連續兩次的暴雨已經令該區居民損失慘重。

政府官員的回應更加是令我們瞠目結舌，面對特大暴雨，政府說他們已經努力工作，無奈雨太大云云。暴雨發生在深夜的時候，似乎沒有看到政府有哪些人員在努力工作，而劉司長「無奈雨太大」這句名言簡直能成為以後任何官員面對任何問題時的絕佳回應︰水浸嗎？無奈雨太大。巴士難坐嗎？無奈人太多。外勞太多嗎？無奈澳門人少。這種官場回答，難怪澳門政策落後到如此的一個地步。

天災我們無可避免，但人禍卻能靠我們付出多一點的努力而排除。一場暴雨，正好考驗到澳門作為所謂世界旅遊休閒城市，市政基礎建設的水平究竟去到哪裡。

毋忘六四

永耀

不經不覺，距離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踏入第二十四個年頭，這些年來，中國經濟得到飛躍發展，國際地位日漸提昇，但卻同時帶來巨大的社會問題，社會各種矛盾日益嚴重，比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領導班子已經接連換屆換班多次，鄧小平、趙紫陽等有關的人物也亦一一走進歷史，但中共對此事的態度卻仍然非常敏感，每年六月初也如臨大敵般，網絡封鎖、監察不在話下，連一些異見份子，以及天安門媽媽等人士也會在這個敏感日子前後受到嚴密監視，甚至曾發生限制出行、「被失縱」等事件。當年的學運份子，或移居國外，或遭受打壓，或抵受不住壓力最終妥協，但中國人爭取自由、民主、法治的心願，不會因他們隨時代巨輪離開而放棄。

七十年代後期，四人幫被打倒，文革正式結束，鄧小平被確立為實際最高領導人，國家正式宣佈實行改革開放，逐漸放棄計劃經濟，並逐步推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亦人民思想逐步走向多元化。八十年代中期，蘇聯新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上台，在蘇聯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在一眾社會主義國家中產生一定影響，雖然中國盡力防止出現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但中國的社會已出現不安的情緒。而自改革開放至八十年代中後期，社會出現了通脹、糧食減產、工人騷動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動、貪污、人口高速增長等等的問題，加上價格雙軌制直接將社會矛盾加劇，民怨日漸積累，一觸即發。

另一方面，中共內部統治階層亦出現「保守派」與「自由派」的陣營，保守派批評自由派背棄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而隨著中國日漸開放及與西方接觸頻繁，不少學生及學者均提倡自由、人權、平等和民主，深信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

而真正觸發一連串愛國民運的，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猝逝，由於其為開明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死訊令局勢進一步緊張，學生由悼念活動轉而要求重新評定胡耀邦的功過，繼而演變成全國示威，群眾高呼反官倒、自由、民主甚至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初期黨內口徑仍未統一，對事件猶疑不決，直至「四二六社論」出台，中共正式將是次學運定性為動亂，事件更為升溫。後來事態如何發展、如何收場，每一幕相信大家當年也透過電視直播看得一清二楚，至今仍歷歷在目。

提到這些背景，其實大家也不會覺得陌生，因為即使是二十四年後的今天，通脹、糧食減產、工人騷動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動、貪污等等的問題仍然不絕於耳，其實這些問題，多年來從無真正地解決過，反而越加嚴重。國家經濟發展步伐近年進一步提高，同時亦積累更多的社會問題，拆遷、官商勾結、非法徵地、民工問題、上訪、更嚴重的貪污腐敗等等，社會矛盾有過之而無不及，而當局動用比軍費更龐大的維穩費，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方式，壓倒了一切不滿的聲音，營造所謂的和諧社會景象，實在有官迫民反的意味。被壓在草根的蟻民們終究抵受不了，正如魯迅所言︰「人被壓迫了，為甚麼不鬥爭？」烏坎村村民首先打響了新世紀的第一炮，成功迫原政府撤退，換來全中國首個真正民主選舉。其實除了烏坎，內地近年都不時傳出有地方人民不滿政府政策或貪腐，而群起反抗的事件。但大多都被強大的宣傳機器過濾掉，只能在網絡上留意，但證明了一件事，人民對於欺負到自己頭上來的，士可忍孰不可忍。

提出毋忘六四，並不是只為悼念那些當年為愛國民運而犧牲的學生烈士，更重要的，是反思他們當年所作出的努力以及犧牲，對我們現在的社會意義為何？而現在我們面對比二十三年前更為水深火熱的情況，我們又有沒有勇氣走上街頭，勇敢地表達意見，對抗當權者無理的壓迫，切實地爭取自由、民主、法治？

愛國愛民惹爭議

捷達

自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每年都會舉行維園燭光晚會，紀念事件以及要求平反六四。每年都會有十多萬人到維園參與，成為紀念六四事件的一個重要活動。今年支聯會一如以往，繼續舉辦六四晚會，但卻因為今年的口號，引來不少的爭議。

事緣支聯會將今年的維園燭燒晚會口號訂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旋即引起爭議。「愛國」與「愛國主義」，向來受知識份子的猛烈批評，先隨手拈來幾句名言如下︰約翰遜（SamuelJohnson）：「愛國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羅素（BertrandRussell）：「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的話，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皮爾斯（AmbroseBierce）：「愛國主義是一堆隨時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點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蕭伯納（BernardShaw）：「除非你把愛國主義從人類中驅逐出去，否則你將永遠不會擁有一個寧靜的世界。愛國主義是一種有害的、精神錯亂的白癡形式。」

愛，是一種情感，而非理性的表達。情感者，沒法以單位衡量，亦不能設置標準。正所謂「愛情是盲目的」，我們不時見到即使兒子有多不孝，父母亦一次又一次的原諒兒子。又或是即使情人背叛自己，但為著一個愛字，也能願意原諒情人，給自己及對方一個機會。但是當上升到國家、政治的層面，我們便不能單以一個非理性的情感來判斷。對於是非曲直，對於黑白對錯，我們應該有一個劃一的價值與標準，在現今社會，自由、人權、民主、平等這些，就是公認的普世價值，而個人權利與社會安寧的武器，就是法律以及法治。

國，根據現代政治學的理論，國家包含領土、主權、人民三個元素。但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愛國」一詞源於「忠君愛國」，忠於你的君主/領導人，就是愛國。然後這個概念被「差不多先生」借用過來了，所以他們所提的「國」，跟我們所認知的相去甚遠。

相信正正由於「愛國」一詞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特見解，支聯會才急急以「愛國愛民」作為口號，希望「以正視聽」，重新將「愛國」引回原來的定義去。實際上支聯會的全名就有「愛國」兩字。

有人提出「愛國不愛黨」，這也是支聯會所持的觀點，不過在現實的情況是，生活在共產黨的統治，愛國早就與愛黨連成一線，綑綁式的推銷到各大層面，你只提這個概念，又如何的獨善其身？正如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丁子霖所言，不了解支聯會為何提出今次的口號，認為支聯會應該反思。當年學生提出愛國口號，結果被扭曲等於愛黨，形容口號愚蠢並予人話柄。

雖然今年六四燭光晚會的口號有令人爭議的地方，不過不得不承認這個晚會是目前為止最有效表達對六四事件的哀悼、憤怒以及為中央所注視的活動。所以呼籲鄰埠關注六四事件的朋友，不要因口號爭議而放棄參與六四晚會。

應聽取文化產業工作者意見

唯明

近年政府銳意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不論業界人士又或業餘愛好者都拍手叫好，期望政府多作推動。但不知是文化產業委員會工作未到位；還是業界的意見已被所謂的「老行尊」代表了；又或業界和愛好者只充當一種撐場的角色，而不是徵詢意見的對象；文化業界和愛好者的聲音總是未能上達。

首先，看看政府在文產委會中委任的委員，除政府代表外，計有梁慶庭、江美芬、朱焯信、邢榮發、李展鵬、李萊德、林子恩、林偉濠、飛安達、馬若龍、施家倫、陸曦、梁安琪、梁維特、崔世平、麥健智、黃奕輝、黃珮琳、黃偉麟、馮傾城、湯榮耀、楊達夫、廖子馨、蔡安安、潘知常、劉雅煌、蕭婉儀、繆鵬飛、關治平、蘇香玫。試問當中有幾多人真正是文化產業的工作者？除馬若龍、湯榮耀、黃偉麟等幾位外，幾乎全部都為社會賢達、知識份子。無疑他們能憑自己在社會上的閱歷對文化產業給予意見，但他們沒有真正接觸業界和愛好者，不能獲取第一手的意見，單憑自己想像去給意見，就會形成一種外行人指點內行人的格局，出台的政策又怎能切合文化產業界的需求？

其次，這些社會賢達委員，即使接觸業界，也只是接觸一些所謂的「老行尊」，眾所周知，澳門的藝術界、文化產業界早已被那些所謂「老行尊」壟斷。單看書畫聯展便知一二，由於多年來都是自己人的遊戲，新晉畫家若不是「老行尊」的「入室弟子」，又或與「老行尊」混熟，參展機會近乎零。要是這些社會賢達、知識份子委員向「老行尊」們徵詢意見，基於多年來形成的利益集團壟斷，他們豈會放棄利益壟斷，向他們進言？

音樂界也是另一個被「老行尊」壟斷的行業，如果不是認識朋友的話，一個初出茅蘆的歌手或樂隊，根本很難找到表演機會，君不見澳門大如政府舉辦的回歸、聖誕等大匯演，小如社團室內外的活動，大多由那些「熟口熟面」的歌手或樂隊包辦，甚至有所謂澳門歌手壟斷的情況，如果只聽這些人的意見，政府如何在政策上引入相關措施輔助新入行的他們呢？

中央希望澳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就是希望澳門能在博彩以外有其他產業，而且是健康發展，能夠賺錢的產業。但這些委員會開會的時候，似乎甚少邀請真正的業界又或是從事相關界別的業餘愛好者參與會議、聽取意見。如果只是一味靠「社會賢達」的閱歷，又或可能是他們的「即時智慧」來開會討論，而不是真切聽取業界聲音的話，又怎能辦好澳門的文化產業呢？建議委員會應多辦工作坊、會議、聚會之類，邀請不同界別的文化產業工作者，特別是那些新晉的、沒有背景、後台的，這樣才能聽到真正的意見。

希望文化產業委員會能發揮積極作用，多聽取業界和愛好者的聲音，不要只信從「老行尊」的片面之詞，也不要單靠委員們的社會閱歷來制訂政策，令澳門的文化產業政策淪為外行人指點內行人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