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以來世界各地意外頻仍，天災人禍不斷，距澳不遠的臺灣即接連發生澎湖空難及高雄氣爆。筆者有不少朋友住在高雄市，據他們所言，當晚現場周邊一帶宛如戰地。高雄氣爆至今已逾兩個星期，回顧事件，在有市民通報懷疑氣體洩漏後，消防部門與石化公司之應對容有疏忽，以致釀成慘劇；但在爆炸發生以後，當局之災害應急與醫療處理，卻能迅即就列，在國軍、消防、醫護人員三方之通力合作下，總算成功避免災害擴大。

這當然得力於臺灣對災難醫學的重視。近十多年來，臺灣災難醫學發展急速，究其原因，最重要者可以說是九二一大地震帶來的沉重教訓，而數年後的三三一大地震和華航空難，亦令臺灣政府對災害應急始終不敢掉以輕心。在此背景下，「中華民國災難醫學會」即於千禧年成立，專責舉辦相關醫療應變訓練課程與研討會；警察、國軍、消防與醫療單位，亦常聯合進行救災演習，以至模擬災後可能發生之疫情控制、災區環境消毒和清理等。從這次事件中，亦不得不承認臺灣在此方面確是訓練有素。

何謂災難醫學

所謂災難醫學，乃結合一般醫學及災難管理而言，可說是總體性的災難應急與防災知識；是以，與一般醫療不同，災難醫學往往要面對的是超越日常醫療體系所能負荷的突發且大量之傷患，甚至醫院本身亦可能因災難而無法使用；而伴隨災難而來的道路阻塞、房屋坍塌、通訊中斷，則更進一步加劇搜救與醫護工作的實際困難，且常須面對電力不足或水源污染等影響善後處理的不利因素。因此，災難醫學的重心，即落在如何以一般地區性醫療體系之外的條件進行應變救援。

在國外，從事災難醫學的主力多是急診醫師。這自是不難理解，因急診醫師習慣處理大量突如其來的傷患，且對各醫療專業分科與緊急醫療系統均有一定程度之瞭解，對災難發生時之應變處理明顯較有優勢。然而，這並不是說，有急診醫學的背景者就代表能從事災難醫學，更重要的是恆常性的專門訓練和演習。以美國為例，為訓練救災，德州農工大學的「災難城市」和近年才設立的喬治亞州「守護者中心」等，皆提供了模擬災難發生的實際場景，讓救護員在不同的惡劣環境中，演練如何救出模擬傷患。

當然，災難醫學作為總體的救災與防災知識，不僅限於事故發生後的應變處理，更包括災前預防和災後復原的工作；而要做到這些，則需要透過政府立法、災難醫學系統化和專業化，以及向市民宣導防災與災害中自保的意識等政府的整體措施。

澳門災難醫學何去何從

縱觀澳門，可能發生的自然災害不多，構成威脅的僅颱風、水災及山泥傾瀉等；有機會釀成「災難」的多屬人為因素，如重大火災、爆炸、空難、海難、大型交通事故、輸電管路異常、有毒物質或鄰近地區輻射洩漏，以及像高雄這次的氣爆等。針對這些有限的可能災害，向國內外取經，構建一套緊急醫療系統及培訓專業救難隊伍，並非十分困難之事；但今日可見者，除極小量且不定期的災難醫學培訓班外，衛生當局及各大醫院均甚少在這方面著墨。二零零九年設立的民防行動中心，為澳門首個專責防災救災之機構，然亦隸屬於保安部門，未見有與醫護人員聯合演練之經驗，對災難醫學之敏感度明顯不足。像「緊急醫療救護法」等明文化的緊急醫療系統建置，在社會上尚無相關討論；而全民的防災意識，更是異常薄弱。

　　筆者認為箇中原因甚為明顯。澳門向來是福地，少受天災侵襲，歷來亦無造成大量傷亡的災難事故；即使沙士肆虐時期，本地也僅出現零星個案。「安於逸樂」，正是造成澳門人對防災救災與緊急醫療的極端不敏感；而在此背景下，災難一至，缺乏防災和自保知識的市民大眾即首當其衝，「安於逸樂」恐將釀成「死於安樂」。

　　故此，當務之急，除加強定期聯合訓練、成立緊急醫療系統，並讓災難醫學專門化以外，教育與宣傳的角色就更刻不容緩：在中小學宣導防災救災，讓應付性質高於實際效果的傳統一年一度「消防演習」，擴大至總體性的災難意識培養，如此方能讓社會大眾的態度逐漸轉變，方能「生於憂患」。

彭咸

語言與方言之間：為粵語正名

不論是在年青一代或上一輩人的認知中，粵語總界定為一種「方言」，而中文則等同於普通話、等同於漢語，是「語言」。

這裡牽涉好幾個問題：第一是語言和方言的劃分標準，第二是中文／普通話／漢語這幾個「偽三位一體」的概念，最後才是粵語到底是方言還是語言。為了深入淺出，先跟大家談一下「語言」和「方言」是怎麼一回事。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對「方言」這個詞的運用──比如說「不同地區的人說不同方言」──其實與西方語言學中「方言」(Dialect)的含義不盡相同，毋寧說這更類似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用法。要談漢語中「方言」這個詞，不得不提西漢大儒揚雄所編撰的《方言》。此書全名長得駭人，叫《輶軒使者絕代語釋異國方言》，前面不用管，重點是「異國方言」四字，意即「（戰國時）不同國家地區的用語」；而書中內容即在整理同一個意思在不同地區如何以不同的詞彙加以表達，可以理解成是解釋海峽兩岸用語差異之《兩岸常用詞典》的古代版。

簡單點說，在傳統用法中，方言所指的是語言的地域性差異。由此引伸，假若我們承認這種差異，亦即假定了有一「標準語」，其他「方言」則相對於此一「標準語」而具有或多或少之異質性。這種「標準語」，傳統上稱之為「雅言」或「中原雅音」，多以王朝中央的語音為準，如唐之長安、宋之汴京；而在今天，即是北京腔的普通話。與此相對，在首都以外的各地口語，只要是不同於「標準語」的，就是「方言」，像「粵方言」、「閩方言」等等。這種對立，便構成了今天我們一般認知的「語言」和「方言」概念；而一旦我們默認並應用了此組概念，就等同於接受了「方言是不標準的、次等的」這樣一套認知模式。

那麼西方語言學又是怎樣看語言和方言呢？當然，基本的概念也不外乎「方言是語言的地域性差異」之類，但在判別一套語音是屬於方言還是語言時，卻有不同的看法。網上不少為粵語正名的文章採用了純粹的「相互理解性」(Mutual Intelligibility)概念，即兩套語音的使用者之間，是否能未經學習而聽懂對方說的話，並以此來判定它們是屬於兩種語言還是同一語言下的不同方言。然而，單純採用這個判準會衍生不少問題，最明顯的，是否只要不能互通就必然是不同的語言？舉個例子，學法文的人很自然會學「純正的」巴黎腔，但巴黎腔與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語(Quebec French)語音差異甚大，別說法文初學者，連正宗巴黎人恐怕也聽得一頭霧水；巴黎和魁北克兩套法語語音的「相互理解性」不足，那難道我們就要區別開「巴黎法語」和「魁北克法語」為兩種不同的語言？更重要的是，只以「相互理解性」為判準，依然存在「標準語」的問題：基於甚麼理由我們認為魁北克法語是巴黎法語的方言？難道不能倒過來嗎？「標準語」的「標準」如何訂定？

眾所周知，語言是不斷分化的。現存於世的上千種語言，都是由幾種「原始語」分化而成；而屬於同一種「原始語」分化而來的語言，便屬於同一「語系」。這個「語系」可以說是語言的大家族，「原始語」就是家族的祖先；其後，大家族的祖父輩們繼續開枝散葉，而出現「語系」下的各個「語族」，最後便誕生了今天仍然活躍的「語言」。至於「方言」，則是每一「語言」下尚未分化完成的小兒子。以漢語為例，它屬於漢藏語系，最初源於原始漢藏語，後來分成漢語語族和藏緬語族；幾經更迭分合，漢語語族遂衍生了官話（普通話）、粵語、閩南語、客家話等等不同的「語言」。

在此之下便是「方言」，如官話有北京腔、東北腔以至臺灣國語之分別，粵語有四邑片（如台山話）、香山片等之分別；而港澳人說的粵語，則是屬於粵海片。這中間沒有客觀的標準語，唯一標準的「粵語」乃是集合粵海片、四邑片等「方言」而來。如果說粵語是方言，那麼不但閩南語、客家話也是方言，就連官話（普通話）都應算是方言，因為它們同是派生於漢語（語族）之下。

這是以「語言分化」作為判準的分析。至於我們日常所用的「中文」、「漢語」等稱呼，便是以「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方言概念，統攝了所有甚麼官話粵語閩南語，並假定了普通話作為唯一的「標準語」，而其他的粵語閩南語，則是從屬於此標準語下的「方言」。是以今日的「中文」、「漢語」等稱呼，實帶有一種北京腔普通話中心主義之性質。

誠然，如何判別各種方言是否已分化成新的語言，還是須部分應用「相互理解性」的原則；但更重要者，乃是政治考量。粵語和官話（普通話），在語言學上地位對等，但在政治場域則不然。毋怪乎語言學家魏因賴希(Max Weinreich)曾言：「語言是擁有軍隊的方言。」立身必先正名，戒之！慎之！

不律

「沒女」之外的語言暴力

自「沒女」播出以來，小城大事，鬧得沸沸湯湯，節目製作組又一次（故意地）踩中觀眾們的地雷；果不其然，各界批評迅即紛沓而至，以至香港臨床心理學家協會還為此特地召開記者會捍衛職業尊嚴；而輿論升溫的附加價值，就是順理成章地讓「沒女」一詞臭名遠播，成功入屋，完美達到節目製作組的初衷。

筆者曾看過首幾集，對「沒女」的污名化、傳統父權式的男性凝視，還有強化女性特質的單一刻板印象等渲染鋪陳，確實如坊間批評所言般明目張膽，且只多不少，「精彩」程度教人心寒。雖然明知正中電視台下懷，各方寫手為正視聽，仍不吝筆墨，大舉聲討。這自是可喜之事，由此足見社會已開始重視媒體識讀，關注主流媒介的語言暴力對觀眾的涵化影響，不得不說是進步。然而，「明槍易擋，暗箭難防」。明目張膽的語言暴力，就算市井大眾也能輕易識破，然後嘲笑一番，不會真的將其當一回事，讓價值觀受其影響。這類語言暴力，就如同有小偷當面告訴你十秒後便要打你荷包，雖仍然可憎，要警醒提防，但畢竟明刀明槍，不足為懼。

真正讓筆者擔心的，是其他節目或報導中無跡可尋的語言暴力。這類不大張旗鼓卻無處不在的語言暴力片段，其潛移默化作用絕不能小覷。舉一個例子，前兩個禮拜的一集街頭魔術節目，主持人甲和乙與某魔術師寒暄一番時，魔術師驀地從主持人乙手中拿過一條汗巾，正要大展身手之際，主持人甲開玩笑地對乙說：「咦（嫌惡語氣）……你有冇愛滋架？」印象中乙的回答是「我就好健康?，你先至有」之類。那時我正在用餐，聽到如此對答，雖未至於噴飯，也不禁搖頭。第一，在節目主持人的腦海中，似乎仍認為愛滋病是可以透過間接接觸汗液而傳播的，其疾病衛教常識匱乏得令人汗顏；當然他們可以迴護說是為了搞笑、營造氣氛（雖然我不懂表演魔術時為何要營造搞笑氣氛），但是否這樣就能成為傳播錯誤預防愛滋觀念的藉口？該節目自稱老少咸宜，若兒童信以為真，誰又該來負責？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從他們的語氣中，明顯地表露出「若染有愛滋病，是不獲接納的、應予排斥的」價值觀，而這種觀念也不外乎源於「愛滋病是性病，所以愛滋病人就是喜歡亂搞的、濫交的、骯髒的」此一認知，以及如上所述的錯誤衛教常識。可怕的是愛滋病帶菌者就這樣被標籤為次等公民，而這張標籤又在主流媒體的一再展示間而得以強化，以至於現今港澳社會的愛滋病患權益始終未受關注。

推本溯源，此價值觀在社會上能如此普遍，還是有賴於主流影視媒體的「發揚光大」。周星馳和劉德華主演的《整蠱專家》，中港澳臺人盡皆知，可謂經典。其中周星馳在用餐中「整蠱」關之琳一幕，正是佯裝患有愛滋，並被關之琳碰巧發現；關之琳信以為真，在驚恐萬分之際，星爺還自稱是因坐過愛滋病患的座位而感染，嚇得關之琳退避三舍。在這短短一幕，星爺扮演愛滋病人時的猥瑣失常，可謂演得入木三分。試比較那兩位主持和這小段喜劇，二者對愛滋病的污名化，如有雷同，絕非巧合。多少市民大眾，正是受歷年影視中不斷呈現的刻板印象所荼毒，至今仍跟主持人甲和劇中的關之琳一樣，對愛滋病患抱有強烈排斥心理。

傳播學的涵化理論，正是指出影視內容的高度同質性與重複性，將對觀眾的認知和價值觀造成潛移默化的作用。試問大家，對愛滋病患的印象大多是來自哪裡？是衛生常識小冊子？還是身邊有感染愛滋病的朋友？恐怕多數人的答案，都是香港某電視台的送飯電視劇和星爺電影。

可悲的是，無論是電視台還是觀眾的媒體素養，多年來依然不甚長進。二零一四年的街頭魔術節目，其中刻板印象的形塑以及錯得離譜的衛教資訊，竟是和二十多年前的《整蠱專家》如出一轍，對愛滋病的污名化不遺餘力；行文至此，我不得不讚歎，主流媒體在毫無長進這點上確是不甘後人。至於觀眾，批判性的媒體識讀此一概念仍舊陌生，大家都批判大家批判的，而真正影響至深的卻乏人問津；當一海之隔的臺灣已積極在中小學推廣媒體素養，澳門教青局似仍無動於衷，下一代的媒體識讀能力，狀況著實堪虞。

　　其實不只愛滋病。同性戀都是淫蕩的「?型」，精神病患都是變態殺人狂，穆斯林都是邪惡的恐怖分子。透過影視和新聞，到底還有多少人抱著多少個這樣的刻板錯誤認知？

鈞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