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澳門政制發展而言，有一個重要現實條件不可不顧，那就是澳門雖有自己相對獨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態，但在比較視野下，不可否認這是一個微小系統和子系統，其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大環境和大系統，是中國整體上的經濟與政治發展。以經濟而論，近來澳門賭收連跌，論者以為受中央強力反腐影響，未必就是鑿空之論，而自由行政策對港澳經濟社會體系的複雜後果，更是有目共睹。正如澳門的經濟發展藍圖要聯繫整個中國的大局和大勢來描繪，構想澳門政制發展的願景亦需有此大局觀，否則願景不免流於空想。

在這種大局觀下，跳出澳門來看澳門，我們或可看到不一樣的問題：

第一，澳門政制發展的節奏與進程，很難脫離中國整體上的政治發展邏輯來展開。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兩個一百年”時要實現的施政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應內在蘊含著一種對長時段內的整體發展節奏（當然包括政治發展）的設想，或者說部署，即如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所說的“五十年”，對時間尺度的刻畫亦可視為一種對變遷節奏的設想和掌握。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政制發展的節奏和步驟，應該容納在這一時間尺度之內來考量，否則輕軍冒進，恐難有獲。

第二，從空間尺度看，澳門的政制發展是整個大中華地區包括台灣、香港在內的政治發展的一個環節。中央的港、澳、臺政策是整個中國政治發展和治理戰略中的一環，而非互相割裂、自成一體的政策領域。在香港因政改之爭陷入動盪、台灣因藍綠之爭致兩岸關係止步不前的多事之秋，澳門不宜在缺乏共識或缺少彌合分歧的機制的條件下，啟動重大政治議題的討論，而應儘量避免不確定性，否則可能引發中央對澳政策的不必要調整。

第三，澳門政制發展的內容，不應局限於簡單地擴大政治參與，而應放在中國整體的政治創新的抱負之中，來探索其政治發展的新的可能性。不管中國現在是否已經形成一種成熟有效的“中國模式”，或其內涵究竟如何，我們可看到當代中國的執政高層越來越有意識地在明確尋求一種不完全照搬“西方”的、新的發展道路，試圖開闢世界政治文明中新的可能性。澳門政制發展也不應自限視野，或隨“風”起舞，而應結合澳門的歷史傳統和社會現實，深入構想、完善其獨特的政制模式。在此意識下，無論是“普選”還是功能界別的“間選”，其理論基礎和制度功能及在澳門環境中的有效性，都有重新思考的空間，而這也是澳門有可能實現政治創新的一個契機。但這種創新應有深厚扎實的理論研究和比較制度研究等知識準備為基礎，有對改革方案、時機、路線、步驟、節奏的靈活操作為保障（這些知識準備和實踐技巧包羅萬象，而形成專門的憲政工程學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有對澳門社情民意大勢的洞察把握為依據，否則結果是莫衷一是，徒亂人心，非澳門之福。

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