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式的諮詢問題不足取，主要原因除了其太像通識普及程度評估外，更在於限制了原可更為廣闊的思考視野。所幸近日有論者的文章即跳脫此框架，認為諮詢文本忽視了人們在歷史城區的步行經驗，由此帶出街道環境與道路安全的考量，亦應當納入《保護及管理計劃》的範疇，而這就更涉及到跨部門的合作，以至整體城市規劃的問題。這種思路，有助於我們重新反省澳門歷史城區的定位：它理應是觀光產業的一部分，納入經濟體系的重要一環；還是就社區活化的角度，將其視作與居民共存、使其以文化的意義融進日常生活的地景裡，從而真正落實到「城區」的意義之中？在社區和旅遊的兩端要怎樣取捨？又或是，兩者之間到底該如何掂量平衡？

當一處景觀成為旅遊熱點，該地附近市民的生活機能必受影響，這是無可厚非。但在其他知名的所謂「旅遊休閒城市」，除了少數的極端之外，旅遊熱點與密集住宅區重疊的機率不大，平常出門想避過人潮，只要不往那些地方跑，就能舒服度日，不致與遊客爭路如玩泥漿摔角。然而，小小澳門街迷你如此，住在景點與賭場附近，一出一入如臨大敵，自是苦不堪言；即使住處遠離大三巴和新馬路等「鳩嗚」主戰場，也避無可避：當居民生活區與遊客活動區在這彈丸之地無縫重合時，又能避到哪裡去？何況澳門公共交通早已飽和，就算旅客只消往返關口、景點和酒店，也佔用了不少公交資源；輕軌既還未落成，政府又無法推出針對旅客的交通安排，便只好由市民共同承擔。這樣看來，澳門就好比威尼斯：整座城市都因旅客而人滿為患，歷史城區就是整個居民生活區，疏導不可行，居民不受影響更不可能；但威尼斯人尚可選擇到城郊或鄰近城市居住，澳門人再不勝其擾也好，又能跑到哪裡？

這是老話，但帶入到歷史城區保護和管理的討論之中，或會迸生出新的啟發。澳門要成為世遺、成為歷史城區，先要條件是要成為「澳門」；歷史城區的目的性──不論是提升觀光產能也好，象徵並承傳文化也好──說到底都是要回饋或落實到澳門本身。更何況，「歷史城區」之所以存在意義，乃因為它先是城區，然後才是歷史的；城區的景觀不僅為星羅棋布的古蹟建築群或充滿風情的懷舊街道，更包含著身處其中、使城區具有現代意義的居民，以及居民的活動往來。歷史城區因之而獲致當下二十一世紀的價值，這才是真正的「活化」；正如同我們不會把毗鄰開羅市區的埃及胡夫金字塔景區稱為「歷史城區」，因為它沒有「城區」的人的意涵。當我們為了「歷史城區」之名而放棄了更為根本的「城區」意義，又是否真的符合社會效益？與此相類，「澳門歷史城區」之所以存在意義，也是因為它先是澳門，然後才是歷史城區；功利一點說，歷史城區是為澳門服務的，以此招徠旅客也是為了澳門，但現在卻變成是，為了成全歷史城區的旅客，卻犧牲了澳門人。這樣以破壞社區的畸型旅遊業所成就出來的澳門歷史城區，對於澳門來說，對於城區來說，都未免比雞肋更不如。

澳門歷史城區要真正名實相副，便須社區與古蹟結合，使民眾的生活與景點共存相生；若只重視景點的推廣和保育，對週邊的社區宜居度與舒適度不聞不問，那麼我們給予旅客的，也就只是大三巴或阿婆井等一個又一個毫無內涵與人性的地名，而不是整體的澳門歷史城區印象，更遑論讓旅客在匆忙行程後，能抱有古蹟購物美食之外的豐腴城市感受，這與澳門的「國際旅遊休閒城市」發展方向恐怕背道而馳。文化局的《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只給出大方針，那麼筆者也嘗試作出大方針式的回應：澳門歷史城區的永續發展，關鍵在於「先有澳門，然後才有歷史城區」；不從「澳門」的主體出發，不考慮「城區」的人本關懷，這樣的歷史城區，就算再富文化和歷史價值，也只能淪為懸價待沽的一次性商品而已。

彭咸

莫言在澳大開講的幾點啟示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國籍小說家莫言，日前獲澳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並以「漢語文學的成就與前途」為題與學者進行會談。論壇坐無虛席，可謂澳門難得全場爆滿的文學盛事；筆者雖身在海外，無緣親炙大師風範，但在活動結束後亦趕忙向友人打探消息，想要一窺箇中究竟。

當日主持人、澳大中文系系主任朱壽桐教授，在總結對談時提到，莫言還未獲獎時，沒讀過他的著作也情有可原；但在得獎之後，仍未曾拜讀，就枉為漢語文學的讀者了。朱教授此番言論或本無深意，但同樣是中文系出身的筆者，卻不免有此疑問：從甚麼時候開始，諾貝爾文學獎對非西方文學的欣賞者也有了這麼大的影響力，以至成為衡量中國文學（或漢語文學）的準尺？諾獎評審委員會中，只有馬悅然一人精通中文、深諳漢語文學，而就算連他也是受西方的文學教育傳統所孕育培養的；這種評委背景，可以說是代表了西方文學的審美趣味。同時，就獲獎作家的風格加以歸納，其評獎標準所經歷的數次明顯轉折，如上世紀中葉的現代主義到下半葉以後的重視地域特色，都與西方當代文學的風潮若合符契。莫言獲獎的評語，即指出得獎作《紅高粱家族》具有魔幻現實主義的特徵，這恰恰就是「拉美文學大爆炸」的創作主旋律，而非莫言所代表、負載的漢語文學傳統及其文化意涵。不是在貶斥這位當代中國屈指可數的頂尖作家，但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充其量只能表示他的作品能完美地滿足了西方文學的審美標準，卻不一定遠遠凌駕於其他當代漢語作家。其文風固然瑰奇、內容固然深刻，但若因有諾獎加冕，便被學界和寫作界捧為中國獨一無二的天之驕子，則大可不必；再次強調筆者並無惡意，但繼續因諾獎而掀起一股腦的「莫言熱」，只會囿限了我們的文學想像畛域，也掩埋了其餘同級數作家的光芒。

這裡所牽涉到的「世界」和「本土」之辯證問題，也值得關注澳門文學者反思：文學是應當走向世界，以易於翻譯的行文和迎合當代主流審美趣味的風格書寫，但求使非本地的讀者也無太大閱讀障礙，便於作品的境外傳播；還是要儘可能呈現本土，運用富於在地色彩的文字，以承載並展示層累深積的文化與傳統，甚至回應當下，使作品的內容主題不只有獨特的空間性，還有限定的時間性？這當然不是二者擇其一的問題，像莫言的作品就可謂很大程度地揉合了兩方面之長處，以先鋒派的敘事風格來處理在地性的主題，此自是成功之例。但若從澳門文學的角度出發，這問題則變得異常尖銳：粵語應否入文？或者是以多大程度和何種方式入文？要說「雪櫃」還是「冰箱」？人物對話要用「?」取代「的」嗎？選取的主題要靠近中、臺文學的主流，抑或傾向本土？作品的定位要面向少得可憐的本地讀者嗎？要在哪裡出版和上架？若想在大陸出版或打進大陸市場，寫作時要先自我過濾嗎？以一二‧三事件為背景的話，中港臺的讀者又會有興趣嗎？所有這些，恐怕都是不得不考慮的因素，甚至是主導創作的重要因素。

真的是大哉問。在文學版圖上處於邊陲，有志於創作者到底該如何自處？擺落邊陲的身分，投靠中心，一旦成名了也只是堅實了中心的地位，而無法開拓邊陲的文學視野；可是繼續在邊陲固守一隅，造詣再深，亦不見得能獲文學中心者的青睞。莫言在論壇上，其實也談到了相關的問題。儘管今日已身為世界級作家，但他認為，寫作不能只是走向世界、為了翻譯家而創作；相反，作家應要與翻譯家為敵，要「根植故鄉」進而「超越故鄉」，在內容上如是，在行文的語言上亦如是，方言和其他地方性的文字，無可無不可，惟適合是用。此番灼見，當然不是針對澳門文學而發，但也許能予澳門從事文字工作者的朋友以一些啟發。「超越故鄉」的前提是「根植故鄉」，在面對文學市場本已不蓬勃的當下、本土，雖屬艱難，總不能讓最後的「根」也丟失；儘管不是豐收的一代，甚至預見不了豐收的一代，但也得播文學的種、播文化的種，才不致讓最後的田園一隅亦荒廢不毛。

筆者早前在讀澳門作家袁紹珊的現代詩集《Wonderland》。諷刺的是，認識她的作品，是緣於偶然讀到臺灣詩人羅智成的紹介文章。一名澳門人要靠臺灣作家來認識澳門的文字工作者，既是驚喜，也是痛心。澳門文學或非如此荒蕪，只是沒有人告訴我們，在茫茫水泥森林之中，其實尚有一片開墾中的園地，正等待我們發現、注目。

不律

絕食是給誰看的？

香港雨傘運動進入危險期，旺角前線早已清場，民心漸失，圍堵政府總部的行動也因響應者寥寥，而終致無功而還；警方的強硬態度與暴戾行徑，雖惹起公憤，但也使得民眾卻步，與九二八當日出動催淚彈和胡椒噴霧後，反而激發更多人趕赴現場支援的情況，恰恰形成強烈對比。「雙學」（學民思潮和學聯）的號召力亦已大不如前，坊間討論的已不是應否退場的問題，而是如何收拾殘局，還有後續策略的走向等等。在現階段接近崩盤的局面，學民思潮祭出絕食一招，不可能是未經深思的貿然決定。是黔驢技窮亦好，是意味深長、另有出奇之處的手段亦好，都值得我們分析討論其對當前形勢的影響。

首先要問的關鍵問題是：絕食，到底是給誰看的？一般情況下，預設的「觀眾」當然就是政府的主事者，畢竟這本來就是抗爭中感召力較高的一招，官員為免被群眾責難為「無情」、「冷血」，都迫於作出多少讓步、妥協或者最起碼是表面上的關心和對話。這種絕食方法所以能奏效，除了身為「觀眾」的政府官員要安坐觀眾席、在適當時候給予反應回饋外，更重要的，當是來自官員們眼中「若無視絕食者的訴求，會受到其他市民嚴厲的道德責難」的認知，亦即「其他市民」──尤其是本來對抗爭採取反對或中立立場的市民──的反應，將會成為左右政府取態的風向標；亦因此，這些市民同樣是絕食的「觀眾」，而他們的反應，也同時被政府官員看在眼裡，進而影響該次絕食行動的成效。

可是這次情況明顯不太一樣。已使出了更進取的抗爭手段（如佔領街道），現在才企圖回過頭來道德感召，不亦怪哉？日前，某位名導演對那幾位絕食的同學冷嘲熱諷一番，更反問為何不去自焚，人情涼薄至此，也可算得上是登峰造極。但從這一側面，其實也能反映出，這正是本來就不支持雨傘運動或佔中的人，對絕食之可能態度。他們的反對立場，若在這兩個多月的抗爭行動中仍沒有改變，可以說是已變得根深蒂固，現在抗爭者再絕食多久，也只會加深他們的刻板印象，斷無感化之可能。同理，在輿論早經過充分發酵、且立場兩極化甚為明顯的現階段，恐怕也不存在立場游離不定的民眾；即使中立（假如有的話），也已是篤定心意的中立，難以憑幾個人絕食就輕易改變其態度。換句話說，在一般情況下，能用絕食此一道德感召手段感化的那些族群，這次事件中卻並不存在。

沒有想要感化的對象，也就是，政府沒有必須回應的群眾壓力；事實上，香港政府至今亦從未正面回應過絕食者的訴求，哪怕是最表面的慰問或勸告。因為群眾的風向標明確顯示了，政府官員即使不出面，也不會招致嚴厲的道德責難。何況正如上述，更進取的抗爭手段也已領教過，現在回到道德感召的程度，在政府眼中只是無力的技倆，又怎會退讓、妥協？

以上只是些近乎常識性的論述，無論是誰，稍加梳理都能得出相同結論。學民思潮不可能沒認清這點，更不可能被街坊鄰舍罵得狗血淋頭後還天真地認為絕個食就能感化他們。筆者認為，不同於常態，這次絕食的預設觀眾並非政府，亦非持相反立場的市民，而是關注運動、支持真普選的「自己人」。要說「自己人」也不恰當，因為抗爭本來就是大方向相同、底下卻各種意見互異的匯流。正如有人認為應先鳴金收兵，待他日再捲土重來；也有人認為此役一退，便滿盤皆落索；有人只是因不滿警察濫權才站出來；亦有人是堅決要廢除功能組別和貫徹真普選原則。抗爭的路線之爭常有，焦點模糊亦常有，但在態勢危急的當下，不管是在運動方向上作意氣之爭，持續內耗；還是糾纏於連日以來警方的過度執法，強化警民對立的僵持關係，都只會失掉抗爭的根本訴求，加速民心潰散。絕食行動，無論是招來支持者正面或負面的批評，也至少能讓輿論回到絕食的核心訴求之上，重新統整群眾的抗爭意志；而且，這亦可視作學民思潮在最後關頭的明志宣言：用絕食來回應撤退，用不放棄來反擊抗爭無用論的聲音。

這次絕食，或許本就不期待政府作出甚麼實質行動，而是對其他抗爭者的致意、對「不可為而為之」精神的貫徹始終。當我們在嘲笑絕食是徒勞的時候，是否應當想起了我們在回應「爭取民主是徒勞的」、「抗爭是徒勞的」這些說法時義正辭嚴的身影？絕食要重新喚醒的，也不過是容易忘掉初衷的同路人而已。

鈞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