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一再用「御駕」、「聖駕」比喻，是因為古代帝王出巡，也有類似的戒備措施，這就叫「警蹕」。「警」和「蹕」最初是不同的概念，「警」是侍衛警戒，用今日的話來說，就是要保安嚴密；「蹕」，又稱「禁蹕」，專門指皇帝車隊所經之地，要預先肅清道路，讓百姓迴避，禁止橫越通行，簡單來說，就是現在的交通管制。西晉崔豹《古今注》云：「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可見二者不同，而且「警」的戒備程度還高於「蹕」。到了後代，「警蹕」就成為皇帝出遊時清道止行的保安措施之泛稱。

習主席訪澳，小城全面「警蹕」，規模之盛大，安檢之森嚴，與古代相較，真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古時行「禁蹕」之令，只是為免天子御輦受衝撞驚擾，其實並非全面清道，「清道使」僅負責劃開衢路，保障交通順暢，百姓猶得在兩旁跪拜迎駕，瞻仰天子儀仗隊的風采；這種安排，當然也是為了讓子民親睹統治者之威風。但在今天，不單澳大宿舍要「不留活口」，一概清空；就連進入澳門，也得經過重重管制。標籤以「滋事分子」的社運人士會影響治安，不准入境，在道理上算它說得過去；可是，某媒體旗下的記者也居然無法倖免，官威之大，新聞自由竟如同草芥，著實讓人咋舌。

中學歷史教科書上常言道，古代中國的君主制王朝都是專制統治，是獨裁政體；不過直到畢業多年之後，筆者仍無法理解這個「專制」和「獨裁」的實際含義為何，如果按照同一標準，為甚麼古代是專制獨裁，現在就不是呢？至少從「警蹕」之法來看，比起宋仁宗時代的開封，二十一世紀的澳門才更像是一個有「皇帝」的時代。當年的開封商業繁盛，店家攤販為擴大營業，常常佔據街道，擺放雜物甚至「僭建」門面，這種現象叫做「侵街」。「侵街」風氣嚴重，交通阻塞，以致皇帝出行時也飽受影響。有次宋仁宗「車駕行幸」，竟因侵街太多，道路狹隘，蹕也禁不了，於是便縮減儀隊規模，與百姓雜行，所謂「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是也。後來宋朝多次整頓侵街現象，這是後話；但此事說明，即使皇帝架子再大，亦要顧及市民生活，要拆除僭建就得依法進行，不能因皇帝出巡時受影響才臨時起意。類似情況還有宋太宗曾打算徵地擴建皇宮，卻遭居民拒絕拆遷而作罷。以上二事，若比照於今日拒絕入境和對付「釘子戶」的做法，不知何者才更像專制、獨裁呢？

也有輿論認為，澳門拒絕誰入境，就類似我家要歡迎誰就歡迎誰，我不讓誰踏入家門，難道還能讓那個誰置喙？這種是典型的人治觀念，不論合法與否，更無視合理與否，只要官員覺得有此需要，就能便宜行事，任意弄權。所以能因此次是特殊情況就拒絕讓那些人入境，能臨時下達禁止圍觀民眾撐傘這種越權的命令，更能不問情由就把所有住宿生都趕出宿舍。到底是誰賦予政府部門和學校這樣的權力？不，應該問，到底是哪一條法律或行政法規賦予他們這樣做的合法性？如果假借領導人來澳之名，就能作出林林總總的越權舉動，難保他日政府又想出甚麼樣的理由為藉口，為「人治」的權宜行事文過飾非。

這就是為甚麼「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同等重要；甚至在法治社會中，前者比後者更重要。也許人治的越權做法有其合理之處，或果真起了甚麼效用，但同意了政府部門這次的行徑，是否就意味著默許了官員能憑對善惡好壞的一己判斷而隨意作為，不須再「依法行政」？如同香港警方在旺角清場，若佔領者犯法，警察也只能扣留或拘捕他們，而非隨意拳打腳踢、以警棍或各種裝備侍候；這樣說，不等於就認同佔領者的做法，而是我們即使主張警方應予執法也好，也不能無視程序正義和警隊條例，作出便宜行事的越權舉措。

說到底，「法治」是要求政府「依法管治」；人民縱容政府以人治代替法治，才是真的缺乏「法治意識」。自由、民主、法治，我們早就丟無可丟了，如果另外兩項在現實中過於遙遠，至少也要追求一個能「依法管治」的政府；而第一步，則是以法治意識監督施政。

不律

民主、民主，多少歧視假汝之名而行

近日，社交網站流傳一則新聞，內容是四川省西充縣一名感染愛滋病的八歲男童，遭二百多名村民聯署驅逐出村。據報，該名男童在母腹中受垂直感染，自幼即被村民排擠，甚至祖父也在聯署信上簽名。事件引起網民熱議，村民成為輿論的眾矢之的；且因其發生在國內，謾罵之聲自然更盛。

用一隻手指指向別人的時候，別忘了另外三根都是對著自己。當地村民的做法，是以多數民主之名行歧視之實，這點毋庸否認；但在澳門，此類事件又何嘗未曾發生？可悲的是，我們都發生了不只一次，而且事後更無人指控那些「村民」冷血、歧視、不人道。二零一零年，政府建議在黑沙環衛生中心增設美沙酮服務站，遭附近居民強烈反對，理由是吸毒人士在附近聚集，會嚴重影響社區環境，增加學生染上毒癮的機會，以及隨地棄置的針頭將導致愛滋病在區內傳播等等。所謂美沙酮計劃，針對的只是吸毒人士，他們之中的多數人還都不一定是愛滋病帶菌者，卻已觸動了澳門人的敏感神經。不，別說美沙酮服務站，連安老院舍也不能被我們接受。二零零七年，廣利大廈業主反對將商場改建為安老院，連隔壁學校的修女（！）校長也跳出來反對，原因亦不外乎環境衛生及疾病傳播風險問題。又如前年，青少年濫藥外展中心「S. Y部落」擬遷入青洲，同樣受居民阻撓。類似事件之多，實在不能盡錄。

也有人說，像此類的多數暴力，恰能反映出民主制度本質上的缺憾。然而正如羅蘭夫人「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的名言，其所指的並非「自由」本身不可取，也不能據此而否定自由作為普世性的價值；這裡所批判的，只是過度的、不恰當的自由。於此層面而言，民主亦如是。誠然，民主制度容易導致多數暴力的出現，這是事實；要加以彌縫，涉及的則是「甚麼政策不能以多數決方式」通過的問題。民主不容無限制地多數決，在面對有關弱勢族群權益等公義性的議題時尤其如此；此點或許是我們必須具備的認識。

當然，事情不會如此簡單。落實到上述黑沙環美沙酮服務站的爭議，單單以「吸毒者應有不被歧視的權利」為由，無視居民的反對聲音，亦只會導致矛盾加深，難以真正解決雙方的疑慮。畢竟，此處牽扯到的，不純然是有色眼鏡下的「歧視」，而確實存在著「風險」上的考量（至少他們如此聲稱）。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提出的「風險社會」概念，近年為學者廣泛應用，由此引伸的民主社會中之風險分配議題，則值得我們深思。這次以安老院為例子。反對安老院興建在廣利大廈的原因，主要是擔憂疾病易在社區內傳播，當時大廈業主亦有舉出安老院舍疾病群發機率較高的統計數據。然而，無論興建在市內任何一個角落，都會有相同的風險，或衍生出其他不同種類的風險（例如，若興建在郊區，緊急醫療的不便將使老人們承受更大的死亡風險）；因此，這是一個風險的零和博弈，關鍵是分配到誰來承受這些風險。在我們的社會中，小至美沙酮服務站和肺結核防治中心，大至核電廠和焚化爐，儘管規模不同、可承受程度亦有不同，但都必須有一部分人承擔這些伴隨著公共事務而來的風險；如何合理地分配這些風險，以及如何讓那「一部分人」願意承受這些風險，則是民主社會所面臨的重大課題，畢竟誰都不會希望這筆風險賬落到自己頭上，因此多數決的機制反而使有利大眾的公共建設寸步難行。

理論上，風險分配，在某些時候民眾的抗議不能成立，特別是必要性最高的社會共同所需，以及弱勢族群的補償性差別待遇。可是，美沙酮服務站或青少年濫藥外展中心的選址受到群眾阻力，真的是因為不願承受風險分配這麼理性嗎？像國際社會上持續拉鋸的廢核或擁核陣營，確屬風險社會的典型議題，要壓倒另一方，就得掌握「風險」的詮釋權，說服對方核能風險不大或過大；但我們又能想像，反對設址的居民真的只是在憂慮服務站對黑沙環帶來的負面影響嗎？還是更多地出於對吸毒者或愛滋病帶菌者的刻板印象而拒絕讓他們「現身」？不必加以評斷，只要捫心自問，自必心知肚明。降低風險顧慮的宣導是必須做，事實上防治愛滋委員會也有在這方面努力；但重點還是在於，我們總把社會中的某部分人視為次等的、骯髒的、不能接觸的，儘管他們平常就在我們的身邊，我們卻拒絕承認、接觸並在名義及權益上肯定他們，我們寧願他們隱藏著身份，彷彿因此他們就會隱藏不見、問題就會自然消失。民眾不敢直接這樣說，就舉各種衛生環境疾病傳播諸如此類的「風險」憂慮作藉口，顧左右而言他；但我們憂慮的，恐怕從來都不是這些吧？

比起言語上的辱罵，這種無視才是一種最徹底的「歧視」；而不健全的民主制度，卻容許以至鼓勵我們繼續多數決式的無聲暴力。民主、民主，多少歧視假汝之名而行！

鈞夏

街道、公共空間和佔領

雨傘運動告一段落，但最近港、臺二地都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另類的「佔領」。臺灣新北市板橋豪宅林立，建築商為取得容積獎勵，將許多豪宅的一樓大廳都闢為公共空間，表面上是私人業權的豪宅大堂，實際卻是經市政府通告開放的公眾地方。早前一名男子為號召「自己的容積自己用」，提倡民眾取回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便騎腳踏車駛進豪宅大廳，更席地而坐吃便當。保安人員上前勸離時，男子理直氣壯地表明此處不屬私人地方，他只是善加利用市政府的公共空間資源；儘管保安召來警察，但該名男子的行為並無違法，警員亦無可奈何。

也是搞另類「佔領」，這邊廂的香港卻沒那麼幸運。位處上環太平山道，一家知名度頗高的茶品專門店，店主把原來泊滿車輛的後巷加以綠化，於店鋪外牆放置桌椅和木箱，讓沒有消費的街坊也能閒坐享用，宛如一處小型的公共休憩區；但最近食環署頻頻檢控，店主雖依法收回桌椅，卻不同意政府扼殺民眾的公共空間，在網上呼籲街坊和顧客攜同椅子或坐墊「佔領」後巷。

一石難起千重浪，這種「雞肋」議題，一般民眾沒有意識到其重要性，社運朋友則覺得無關宏旨，「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也」。這真的是無關痛癢的小技嗎？還是我們對城市街道及其他公眾場所的想像，早已僵化為僅限於交通穿梭時的佈景？一切以效率至上，要求整齊劃一、便民通勤，大概就是我們理想中的、現代化的城市街道；街道作為公共生活的社區意義則被抹消，它只是馬路兩旁僅供行人穿越的路徑，甚至人也要為車讓路（想想你家附近充當停車場的後巷）；在此意義下，街道是被車道化了。

因為街道不再具社區互動的意義，政府便另闢廣場、公園、行人專用區甚或室內的活動中心等作為城市的公共空間。有了這些制式化的新型活動場所，原先理應是城市中最大型公共空間的街道，卻諷刺地遭剝奪了公共空間的特性，具有社區生活意義的活動，都得移師到那些人為地規劃好的場所，失去其鮮活的自發性文化魅力。只能用來通行，公共活動一概闕如甚至禁止，這就是後工業社會中的城市街道形象。

或許讀者很難理解上面所引伸的命題。試想想，那位茶品專門店的店主，被食環署以阻街為由票控，但甚麼是「阻礙街道」呢？如果街道的性質是公共空間，它的功能是讓民眾進行各種公共活動（包括通行），那麼店主將它活化為民眾可用的場地，相比原本停滿汽車、死氣沉沉的巷弄，不是更貼近街道的本質嗎？如果店家使後巷公共化為休憩區的行為是不妥當的，為何用作停車專區的原貌又可被接受？當然，不是希望所有街道都變成這樣，但政府部門在判定「何為阻街」時運用的標準，又是否能更具彈性一點，容許這種良性的活化社區行為？

街道所能蘊含的公共空間積極意義，在佔鐘、佔旺時總算煥發了出來。假若我們願意先撇除政治元素不論，佔領區的公民自發創造力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從「遮打自修室」、免費充電站等具實際功能的街道活化，到雨傘天幕和連儂牆的地景改造，以至讓藝術家大顯身手的裝置、雕塑、現成物等公共藝術，應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還路於民」：讓車道化的街道，回復成供民眾活動的公共空間。

不是要讓佔領區一直維持下去，但如何於不阻塞交通和活化街道之間取得平衡，則是政府在做城市規劃時需納入考慮的一環。街道是形塑和維持「社區感」的場域，這句話，不只具有讓社區內民眾共生互融的此方面之涵義，更意味著城市的整體感受是各處街道社區的特色與肌質的總和；無止境的講求效率、強調空間景觀的齊一性，則是削弱了城市的文化活力，也使得這種居民之間的社區感蕩然無存。香港在數月前曾就「加強處理店鋪阻街立法」進行公眾諮詢，有社團即以維護市民的「街道權」著眼，反對加強阻街判罰，並建議執法時應區別「阻街黑點」和「可豁免之地區特色案例」，不能一刀切而不問情由地予以檢控。這種街道作為公共空間的民眾使用權之概念，在澳門正就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立法之際，正值得政府和市民認真參考。

彭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