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流暢性下的“三城記”

    上月一日在《南華早報》經濟版內的一篇文章指出，一般情況下，城市的發展通常是推動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源頭。“金磚四國”的崛起，充分顯示出經濟增長基本上是由兩個因素推動——人口及生產力。城市正是這兩股強大力量匯合的地方，例如中國的上海、重慶、廣州，及印度的新德里、孟買、班加羅爾均是上述理論的好例子。快速城市化的發展正推動着國家的增長。

    習近平主席及李克強總理明顯相信上述的理論。這引伸出一個問題，決策者可否推出何種策略來幫助城市成功達到這樣的目標？

    領袖視野重要因素

    《南華早報》的文章繼續指出，作為一個起點，上述問題的答案可能在一份近期由美國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布魯金斯學會及摩根大通合作，委任克拉克(Greg Clark)及慕恩(Tim Moonen)，以《10 Traits of Globally-Fluent Metro Areas（大都會聯繫全球流暢性的10大特質）》為題的研究內找出。該研究強調，在現今全球一體化的時代，城市需要設立及充分利用不受國境限制的不同聯繫及渠道建立優勢。兩位學者稱這特質為“聯繫全球的流暢性 (Global-Fluency)”，以下是一些非常有用的要素。

    首要及最重要的要素是“擁有世界觀及遠見的領導才能”。商界及政府的領袖需要擁有宏觀的視野（試以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西雅圖為例），及如果該地在傳統上可以環球定位，則通常比較容易水到渠成。當然，傳統亦可以被遺忘。試看早前是世國汽車製造中心的美國底特律市及英國最大海路貿易港之一，和昔日曾以造船業聞名的利物浦市，均已喪失其獨特色彩及漸被淡忘。恰恰相反的是，德國的慕尼黑及加拿大的多倫多，卻因與全球互動而欣欣向榮。

    城市特質影響發展

    兩位學者提出的其他要素，例如“能與全球接壤的特色經濟”（試以印度的班加羅爾為例，該市有印度“硅谷”的美譽，是印度軟件工業中心），“極具適應性的經濟”（例如新加坡）、“以技術及知識為重點”（例如以色列的特拉維夫）、“能夠吸引國際及國內資金”（例如倫敦）、“交通及電子網絡”（例如芝加哥）、“得到區域及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例如深圳）、“擁有吸引人及外國企業的文化背景及環境”（例如巴塞羅那）。如果一個城市可同時擁有越多上述的特質，將毫無疑問會更容易推動它的經濟發展（例如紐約）。

    緊隨上述的思路，本經濟小組將試圖探討三個各自擁有不同歷史背景、發展際遇、與文化的中國城市：上海、香港及澳門，嘗試分析它們是否擁有這些特質，及相互之間如何在這些條件下競爭及發展。

    先看上海。根據全球人口評估報告，上海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城市，約2,390萬，較全台灣總人口還要多。上海位於長江口岸，素有東方巴黎的美譽。自上世紀二十年代，上海已是中國商業首都，因歷史因素，昏睡接近半個世紀，九十年代甦醒過來，更剛剛被選定為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的內地第一個自由貿易區。

    總理欽點設自貿區

    關於上海作為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報道，已有很多篇幅及專題論述，本文無意重複這些論點，但將會嘗試探討上海這個城市，究竟擁有多少上述“聯繫全球流暢性”的特質。單從表面及歷史背景觀之，已可感受這充滿魅力的城市，這方面的表現應毫不遜色。首先，“擁有世界觀及遠見的領導才能”——上海作為自貿區試點是由李克強總理欽點，再經習近平主席首肯，並在韓正書記親自領導下展開。且“能與全球接壤的特色經濟”——上海一直被視為中國的金融經濟中心，故此極有可能是首個城市，或首批的其中一個城市，優先展露在剛閉幕的三中全會所提出的金融改革，且可以頗肯定預測在城市發展項目下將會獲益良多。

    其次，“極具適應性的經濟”——上海在國內眾多城市中被選為自貿區試點，已顯示出國家領導人對這城市經濟的多元化及適應性充滿信心。毋庸置疑，上海在“吸引國際及國內資金”方面肯定具備一定吸引力。不少國外及國內的銀行已透露非常樂意在自貿區內開設分行。同時，上海證券交易所是內地最大及最主要的股票市場，只要金融深化改革持續，很可能這將是籌募資金的最主要渠道之一。

    內地13億人口中，在海外及國內大學接受教育的人數與日俱增，適合的專業人才大不乏人。如果現時的“戶籍制度”在可見將來因應國情變化，適當地加以改革甚或廢除，則將更有利專業人才的流動性。

    交通網絡覆蓋面廣

    另外，關於“交通及電子網絡”。在“交通網絡”方面，上海是進入中國的主要門檻，亦是通往內地其他較偏遠內陸地方的轉運站。上海現時擁有兩個機場，浦東機場主要用來服務國際航線，現時是亞洲其中一個主要航空轉運站；另外的虹橋機場，則主要是用來服務國內航線。除航空聯繫，上海亦擁有一個覆蓋面甚廣的鐵路網，連貫較偏遠的內陸地方；還有高鐵通往杭州及南京。

    “電子網絡”方面，雖然電腦及流動電話的使用日益頻繁，中國亦已在一三年十二月四日發出4G的牌照，但現仍略感不足、有待改善的是互聯網因種種原因，在內地受到管制。至於“區域及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一項，金融改革及自貿區已是國家政策，中央及地區政府的支持自不待言。

    最後，上海是否“擁有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及企業的文化背景及環境”。誠如前述，自上世紀二十年代，上海已一直被視為中國的金融經濟中心及商業首都。改革開放後的近數十年間，更已成為國外企業及品牌進駐中國的首站。另一方面，上海這城市有過千年的歷史，特別是在過去的二、三百年，經受歷史洗禮，一段又一段獨特、難忘的過去，成就它今日的獨特地位，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增添這素有東方巴黎美譽城市的魅力，每年吸引數以百萬計世界各地的旅客。唯一值得憂慮的是，猶如中國眾多城市，上海近年的空氣污染、霧霾天氣的嚴重，對吸引國外企業及旅客，構成一定隱憂。

    深化改革重要舉措

    有些傳媒稱譽在剛閉幕的三中全會敲定的深化改革政策，是繼鄧小平決定中國開放改革及建立經濟特區以來的最重要改革。事實是否如此，有待時間證明，讀者自行推斷及歷史學家在未來評價。但毫無疑問，改革的道路不可能一路平坦，相信在有些時間極可能看似太緩慢，甚或看似停滯不前。但重要的是歷屆中國領導人對前景的觸覺及遠見。

    鄧小平深明中國不能持續與世隔絕、閉關自守，如果期望向前邁進、重新與現代社會經濟接軌，則必須與世界各地相互交流。習近平主席及李克強總理明白現時中國經濟的發展與步伐，已超越當時鄧小平所能想像及預見。同時，全球各地亦已向前進展，特別是全球一體化發展的規範，更加是鄧小平當年所未曾體驗或可以預見。現時習主席及李總理，猶如鄧小平在七十年代後期一樣，明白中國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及勇氣、更包容的胸襟，融入世界，否則中國會步入關閉自封、落後的局面。

    在接下來的兩篇文章，本經濟小組將探討目前香港及澳門在“聯繫全球流暢性”這概念下如何定位。

    （上）

    鍾立雄暨經濟研究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