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次是國家公祭”

    夙願終成  告慰亡靈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下文簡稱江東門紀念館）的第二十一個祭奠日，也是中國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規格規模影響不夠

    “第二十一次是國家公祭”，是江東門紀念館館長朱成山為新書所起的書名。在這本書中，他回憶了從一九九四年首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悼念儀式到二○一四年確立國家公祭日，這二十年來的心路歷程和各路支持幫助的力量。

    對於這段往事，朱成山感慨真是幾天幾夜也說不完，“一九九四年八月，我和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首次訪日，正好碰上每年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紀念日，我當時聽說八月九日日本國家領導人將到長崎參加原爆公祭。在參觀中，我受到了強大的刺激，感到深深的不平，為何中國作為被侵略對象，受到了重大的破壞，同胞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我們卻甚麼也沒有做”。“從日本回來，我就開始籌備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的公祭工作，就在當年的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首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悼念儀式舉行了。”朱成山說。

    二○○四年冬天，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趙龍帶着剛剛從國外回來看望自己的兒子，來到江東門紀念館參觀。“參觀結束之後，我和兒子都感受到難以言喻的悲憤和沉重，同時也感到很大的困惑，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國外的年輕人，對這段歷史都太不了解，這樣一段慘痛的民族之殤，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而當時南京的悼念活動僅是地方性的，規格、規模影響力都大大不夠，反差太大。”

    提案反覆討論八年

    在二○○五年三月全國兩會的政協討論會上，趙龍首次提出了這個提案，立刻受到在場委員的普遍呼應。

    設立國家公祭日的提案一經報道，在海內外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個提案和想法在社會上被反覆討論了近八年後，才再次被提上了全國兩會的議席，這次是全國人大代表、南京藝術學院院長鄒建平做了“接棒人”。

    “二○一三年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前，朱成山館長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帶兩個議案去北京。”鄒建平回憶，那一年的二月，發生了日本名古屋市長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的軒然大波，作為一個與南京友好姐妹城市的市長，說出這樣的言論，南京民眾都非常憤怒，社會普遍的意見是希望能夠有所反擊。

    心臟激動得受不了

    當年年底，中共中央有關部門就鄒建平的建議辦理情況作出的答覆是：“由江蘇省委、省政府按程序向中央提出將每年十二月十三日設為國家公祭日的申請。”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決定草案。

    “我的身體一直都很好，但是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去藥房買了速效救心丸放在口袋裡。”朱成山回憶起那一刻歷歷在目，“那天一共吃了三次藥，心臟激動得受不了。”

    “公祭，國之禮也。”南京師範大學教授、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學者經盛鴻認為，對於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無疑將成為第三座里程碑。從抗戰勝利後遠東國際法庭東京審判和南京審判，到一九八二年日本歷史教科書事件後南京開始立碑建館，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乃至這次以國家立法確認體現國家意志的“國家公祭日”，已經成為涉及南京大屠殺的三次重要“固化的歷史”。

    （南京十二日電）

    中新社記者  申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