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區經濟的長期困局

    過去兩個多月，本經濟小組寫了數篇關於歐元區的文章。作為這系列的總結，將在這篇文章中，嘗試探討困擾歐元區經濟的兩大長期問題：一是與金融有關的問題，另一是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保持競爭性的問題。

    經濟低迷失業高企

    與金融有關的問題，是歐元的未來命運。自一四年十月至今，歐元與美元的兌換率已跌12.5%，所有的基本因素似乎不利長短期歐元發展。例如歐元區的低經濟增長，未能達至早前為通脹訂下2%年率的目標（目前只得0.3%，並極大可能正一瘸一拐地步向通縮），以及就業率前景暗淡（失業率高企至歷史新高的12%）。

    美國經濟則錄得超過3%的增長，通脹亦已接近早前訂定的2%目標，失業率每季逐步改善，由○九年最高的9%跌至現時的5.7%。要考慮的還有息率方面的不同。歐元區已預計在未來數年將停留在零息率水平，但美聯儲局則已煞停資產回購行動，市場正憧憬息率將在一五年中至年底開始上調。官方息率在未來兩年間將重返3-4%的水平。

    公債3%內局限量寬

    令這個問題更困擾的是，市場對歐洲央行過去的表現一直不滿意。公道一點來看，歐洲央行的工作一向吃力不討好。與美聯儲局不同，歐洲央行的主要任務只是專注於調控通脹，創造就業並非其主要工作範疇。創造就業機會全交由成員國政府各自負責，但成員國在這方面的工作，卻又被需要嚴格遵循歐盟訂下的財政預算指引而規限。這些指引雖並無明文規定成員國不能推行各自的量寬措施，卻因每一成員國的公共債務不能超過3%的規限，變相局限量寬規模。

    一般情況下，強制性遵循公共債務不能超過3%的規限，或不構成任何問題，但自○八年金融海嘯後，情況已不能說是正常。因此，要推行任何有意義、有效用的量寬措施，歐洲央行責無旁貸。可惜因德國央行反對，導致初始推行時的延誤，以及後來原應是超大規模的量寬變為細眉細眼的措施。歐洲央行與歐元區內最富有、影響力最強大成員國央行之間的爭拗，實在令人憂慮，且有人開始相信表面上歐洲央行是政策制訂者，但實際上只不過是虛有其名的“跛腳鴨”。

    儲備貨幣地位動搖

    以歐盟剛公佈的3,150億歐元基建投資計劃基金為例，這筆資金的實際來源，就是把部分現金放大十三倍，亦即這筆資金不是“新錢”，而是靠“財務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技倆，把在歐盟及歐洲投資銀行的210億歐元，利用槓桿效應嘗試變為3,150億歐元，可見歐盟想改善經濟的內部阻力與分歧，是如何巨大。

    上述的所有因素均削弱歐元吸引力。最大的憂慮是，其他國家的央行對歐元作為儲備貨幣漸失信心。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自○八年金融海嘯後，歐元在全球央行作為儲備貨幣的數量已由28%下滑至24%。若歐元繼續下跌，這趨勢將持續。更令人困擾的是，中國正日漸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據IMF的資料，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家。在這情況下，歐元作為儲備貨幣的角色可能會更進一步受挑戰。

    全球製造附加值高

    第二個關於競爭性的問題。在《南華早報》九月十六日刋登的文章中指出，根據歐盟委員會一四年歐洲競爭力報告及另外一份歐盟成員國競爭力報告指出，財政政策並非罪魁禍首，真正的問題在於歐盟成員國對內部貿易根深蒂固的倚賴過重，以及增幅超越生產力的勞動成本，以及投資在基建及人力資源的不足。

    上述這兩份報告的重點均放在工業／製造業上，原因在於歐洲的全球製造附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較美國或中國高，顯示製造業出口對歐洲的經濟尤為重要。

    據歐盟委員會預測，未來十年，佔九成的新需求增長將來自歐洲以外的地區，歐洲製造業能否滿足這些需求的責任，則落在歐盟身上。

    勞動成本高速增長

    對歐洲製造業來說，能源成本僅佔歐洲製造成本的3%，並不特別重要，尤其與美國的2.9%及中國的5.9%相比。而且工業可改善它們的能源效益，從而彌補較高的能源支出。

    歐盟區的能源強度／密集度(Energy Intensity)在九五至一二年間，包括“去工業化”的因素在內，整體跌24%；單獨製造業本身的能源強度，在九五至○九年期間則減21%。

    與此相比，勞動成本所做成的問題更大。單位勞動成本(Unit Labour cost)在歐盟區內的所有製造業，除高科技行業如製藥，均持續上升及增多。在美國，製造業內的勞動生產率(Labour Productivity)水平，在○一至一四年間，年均增2.9%，增速高於歐盟同期的2.5%。更甚的是，近數年，歐盟勞動生產率差不多已停止增長。美國與此相比，則仍繼續以歷史新高的速度保持增長。

    歐洲屬不良低通脹

    歐盟區內停滯不前的勞動生產率，令歐洲的低通脹屬於同類低通脹中“不良”的一類──市場對產品需求不足，生產成本雖降，但價格卻沒有跟隨成本下降變得廉宜。

    另外，與美國相比，歐洲勞動力市場較缺乏彈性。雖自○八年金融海嘯後，歐洲大多數國家均承受高企失業率，但大部分企業寧願“囤積”人手，也不願意解僱員工，理由在於遣散費用太過高昂，以及工會勢力及影響力過於龐大，企業多不願與其對抗。

    另一個導致生產力增長乏力的原因，是歐洲企業內部長期“投資不足”。現時非金融機構的投資，與○八年金融海嘯前相比跌15%；直至去年才稍微增1%，終於逆轉持續下滑的趨勢。在全球與製造業有關的投資總額中，○五至一三年間，歐洲所佔比例跌37%，下滑幅度遠超越美國的跌19%及日本跌35%。

    銀行嚴苛資金難達

    上述情況是資金來源減少的直接結果。誠如歐盟委員會指出，“歐洲央行自一二年推出削減保證金貸款利率措施，某程度上像是沒有完全為非金融機構的貸款削減利率，凸顯在實體經濟中，利率政策與借貸的關係，與理論中的聯繫不盡相同。”此外，歐洲央行的金錢難下達至製造業，與銀行因過份苛刻的規例而特別謹慎不無關係。

    但前述與勞動力及資金有關的問題，在歐盟區內並不一致。有一些國家（丹麥、德國、愛爾蘭、荷蘭、西班牙、波蘭及捷克）的競爭力正不斷增強，並在解決結構性問題上取得不錯成績。但另外一些國家（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奧地利、芬蘭及英國）則適得其反。

    需要改革勞工市場

    說到底，因歐元區近十年不斷擴大，令新舊成員國的分歧與需求不斷加大，故此，如果歐元區不能大刀闊斧落實結構性的財政、勞工法例及工會權責的改革，歐元區經濟前景未必可大為改善。誠如德國改革派學者恩德萊恩(Henrik Enderlein)及法國政府政策規範總顧問費里(Jean Pisani-ferry)建議，為了解決燃眉之急，當下要做的是需要改革勞工市場，包括最低工資的釐定應按生產力而非平均工資增幅、調整工資談判時間由一年一次改為三年一次、改革失業保障制度及制訂長遠策略應對人口減少、人口急速老化，以及持續投資不足等問題。

    不過，要達到上述改革目的，幾乎是不可能。以英國為例，八十年代戴卓爾夫人早年執政的時期，為加強英國在國際間的競爭力，盡顯其政治魅力與才能，一方面竭力提高國民勞動力，另一方面則盡量削弱工會在政治上及經濟上的影響力，最終徹底改變英國營商環境。

    如果歐元區要成功做到這樣，每一成員國是否都需同時出現一個戴卓爾夫人？然而，英國並不屬於歐元區的。

    鍾立雄暨經濟研究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