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經濟領域的“一帶一路”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三年九月訪問中亞四國——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及吉爾吉斯斯坦時，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題為“弘揚人民友誼、共創美好未來”的演講。其中一個重點在於倡議以創新合作模式，在古絲綢之路的概念基礎上，以火車汽笛取代昔日的駱駝鈴聲，為橫跨歐亞的運輸走廊注入新的生機活力，共同建設嶄新的經濟發展區域，打造貫通中西、連接歐亞的“絲綢之路經濟帶”，造福沿途各國人民。

    加強中亞間五通

    數日後，在吉爾吉斯斯坦比什凱克舉行的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三次會議上，習主席重申“絲綢之路經濟帶”除肩負着發展經濟的重任，還有助加強中國和中亞各國之間的“五通”——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及民心相通；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格局。

    隨後，同年十月訪問印尼時的演講中，習主席更指出除陸上絲綢之路外，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國願意與東盟各國，加強海上合作，共同建設“廿一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到去年九月中，習主席除出訪中亞的塔吉克，更特意到訪南亞的印度、斯里蘭卡及馬爾代夫三國，加強溝通，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未來發展奠定基礎。

    開拓貿易促交流

    當提及絲綢之路，一般人腦海中自然浮現連綿不絕的駱駝商隊，寂靜地在黃沙浩瀚，一望無際的沙漠上，緩慢前進的景象。中年以上的人們更可能同一時間，在耳畔中響起著名日籍作曲家喜多郎，為八十年代中日合作紀錄片《絲綢之路》所創作的音樂；配合着已故名歌手羅文低沉及充滿磁性的歌聲，唱着《同途萬里人》“天蒼蒼，山隱隱，茫茫迷路……”的曲詞。

    所謂絲綢之路，其實是一系列原意是為開拓貿易的路線。但在開展貿易的同時，亦間接促進文化交流，從東到西，由中國到地中海，連繫着亞洲——歐洲——非洲三大洲的商人、朝聖者、僧侶、士兵、遊牧民族及城市人。連綿不絕長達萬里之遥，絲綢之路因在沿途買賣中國出產的絲綢而得名。雖然中國絲綢是主要貨品，但作為交換的商品，包括種類繁多的物資，例如玉石、琉璃、皮草、陶瓷、香料等，多不勝數。同時，不同的技術、手工藝、甚至宗教、哲學思想等亦藉着絲路得以相互交流。因此，絲路上的貿易對中國、印度次大陸、波斯（現今伊朗）、歐洲、阿拉伯（現今土耳其和埃及）等地的文化發展起着極其重要的影響，亦開拓長距離文化個體的政治、與經濟間的互動交往。

    禁外藩走到式微

    絲路正式開始於公元前二世紀中國漢朝，大盛於唐朝（公元七五○年）；當時的首都長安（現今西安）有人口二百萬，其中有五千多人為西域各國的國民。但隨着唐朝於公元九○七年滅亡後，絲路逐漸失去其重要性，其後雖然在元朝曾一度短暫復興，可惜到了明朝，朝廷以防止潛通外敵、同謀結聚為理由，頒佈全面“禁外藩交通令”，禁止國民前往番國買賣，開始某程度上閉關鎖國的政策；絲路的貿易到了十五世紀，由衰落到式微，最後終於消失得無影無蹤。

    對於絲綢之路，一般人通常只想到在陸上的路線，陸上絲路大致可分為南、北、中三條路線。北線由長安開始，穿越陝西省，抵達甘肅省時，路線再一分為三，其中兩條沿着山脈分別到達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戈壁大沙漠）的北面及南面，再於喀什市會合，另外一條沿天山北行跨越哈薩克斯坦，首先抵達阿富汗，最後到達土庫曼斯坦的梅爾夫古城。

    南線又可稱為喀喇昆侖路線，主要是一條單一路線，由中國西行穿越喀喇昆侖山脈，路線逐漸演變成為今日連貫中國及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侖公路。在土庫曼斯坦的梅爾夫古城，南北兩線重新會合，再往西跨越伊朗北部、美索不達米亞（即現今的伊拉克及科威特），以及敘利亞沙漠北部，抵達地中海東部商船匯集的黎凡特地區，再經水路前往意大利；陸路方面，則繼續向北穿越安納托利亞（即現今的土耳其），或向南到達北非。

    海上絲路兩航線

    第三條路線稱為中線或西南路線，可惜現存文獻不詳，細節仍有待考證，但相信由四川省開始，穿越雲南省及緬甸，到達孟加拉。

    十九世紀末，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在一八七七年概括地將上述這些貫通東西貿易的路線譽為“絲綢之路”；二十世紀初，德國學者胡特森(August Herrmann)在多年研究基礎上，在一九一○年撰寫成專著《絲路》。

    同時，瑞典著名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及英國著名考古學家（以敦煌盗寶聞名）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亦在他們在中亞探險暨考古的論文中屢次提及“絲綢之路”的名稱。自此，“絲綢之路”這一稱謂廣泛獲得世界認可。

    除陸上絲綢之路，在海上早已有連貫東西方，但直至一九六七年始由一名日本學者定名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航線，航線在東海及南海各有一條。第一條發源於東海的航線，始自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官員姬子，由山東半島渤海灣出發，經黃海到達朝鮮半島；在漢唐兩代，這條海上貿易航線輾轉延長至日本。

    海貿大盛於宋元

    第二條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發源於南中國海，由廣東省廣州或福建省泉州開始，橫跨印度洋，以波斯灣的衆多國家為目的地。輸出的貿易貨品包括絲綢、中國瓷器及茶葉等；輸入貨品則以香料和鮮花為主。故這條南中國海航線在當時普遍被稱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這海上貿易航線，始於秦漢兩代，興於三國，盛於隋朝；但與陸上絲路相比，海上絲路始終被視為第二選擇。這情況一直延至唐朝“安史之亂”後，因西域地區被連年戰禍所影響，導致陸上絲路被阻，貿易大減，規模遠不如前。與此相反，海上絲路的貿易重新獲得重視，慢慢地逐步取代陸上絲路，終於大盛於宋元。

    可惜的是，明太祖於洪武三年（一三七○年）頒發第一次禁海令，禁止民間商船出海經商，隨後多次頒發禁外藩交通令及禁海令，但到明成祖永樂三年（公元一四○五年），明朝雖以打擊海盜為名，七次派遣鄭和下西洋，創造人類歷史上偉大的航海創舉，且把中國熱愛和平的種子深深植根於亞非兩大陸，影響至今。從這點可間接反映出海上絲路的重要性，亦代表這條海上貿易航線繼隋唐後，在當時達到頂峰。

    無航運國運衰退

    鄭和艦隊的主要航線始於江蘇省的南京，沿着中國海岸南下，駛經馬六甲海峽，抵達印尼的泗水，再轉向北沿着馬來亞半島至馬六甲市，繼而橫跨印度洋，首先到達斯里蘭卡的加勒，再駛往位於印度西南海岸的柯枝市及科澤科德，艦隊繼而跨越阿拉伯海，抵達伊朗的霍爾木兹，再轉向南沿着非洲東岸。先後抵達阿曼的佐法爾、南也門的亞丁港、索馬里的摩加迪沙及肯尼亞的蒙巴薩。這條海上貿易航線因明朝接近二百年的數度海禁，逐漸衰落，直至清代一八四○年鴉片戰爭，海上絲綢之路可說消失得無痕跡。航運發展的喪失，被後世許多歷史學家，評定為中國國運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下一篇文章中，將簡介陸上及海上“新絲綢之路”的路線組合，及繼續探討它們合併構成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對中國及在路線上相關國家的共同利益，以及對這片廣闊地域是否可創造出甚麼較深遠的影響。

    （上）

    鍾立雄暨經濟研究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