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亂反正改革公共工程

    超支、延誤似已成為本澳大型公共工程代名詞。行政長官崔世安昨日列席立法會大會回應議員提問，亦坦承大型公共工程中存在種種問題，須從法律、執行、監管等多方改進。社會期望特區政府下決心，加快研究與修法，落實革新，不要讓無了期、貌似爛尾、造價無底的城市基建工程，長期成為施政短板、難以癒合的瘡疤。

    本澳近年陸續展開一系列大型公共工程，配合整體城市發展的需要。但由東亞運體育場館興建工程開始，本澳公共工程似乎中了“魔咒”，例必延誤、超支，越是重大的公共工程，延誤、超支情況便更嚴重。典型如新城A區填海工程延誤；氹仔北安碼頭工程成“大白象”，至今依然啟用無期；作為重大交通基建工程的輕軌工程更似陷入無底深潭，連澳門段何時動工亦是未知數，遑論輕軌落成啟用時間。拖得越耐，輕軌最終造價料將天文數字。即使立下“軍令狀”的“萬九”公屋工程，部分仍有阻滯，建成的更屢現質量問題。公共工程延誤直接影響民生，超支耗費公帑，最令公眾氣結的，多份審計報告均剖析了相關問題，但過後城市基建還是泥足深陷，教訓一個接一個，嚴重打擊政府的管治威信。

    公共工程之所以反覆出現延誤、超支，歸根究底便是政府採購、招標、預算制度法律已不合時宜，欠缺有效監管機制。目前公共工程招標基本上是以價低者得模式運作，承建商中標後卻可因種種理由，不斷追加工程項目、預算，至工程完成後實質開支隨時超過最高投標者價格。政府對公共工程延誤欠缺有效處罰機制，加上承建商可提出種種延期理由，結果工程延期又成為大型公共工程的“習慣”，更衍生質量問題。

    相比之下，私人工程鮮見延誤。路氹城一幢幢大型綜合度假村，工程爭分奪秒，從動土到竣工不過兩三年。究其原因，便是商業機構以盈利為目的，量入為出，因此在訂定工程合同時，明確施工期，延期需賠償損失等，雙方一切依合同辦事，自然水到渠成。況且，即使普羅大眾家居裝修，亦會與裝修師傅明碼實價、確定工期。同樣是工程，政府主導的大型公共工程為何又是另一回事？

    當局並非不知公共工程的種種弊病，特別是投標、開標、中標、簽約一切依法，但執行大打折扣，需要從改革法律、監管制度方向着手，明確將研究引入補償性違約金。然而，修訂預算綱要法、承建商分級、公共批給評分制度、訂立“採購法”等應對方法，提出多年，至今未有下文，唯一肯定的只是修訂“預算綱要法”會在今年啟動。但多年來，政府以至全社會已為公共工程延誤、超支付出了龐大代價。

    痛定思痛，政府透過修訂法律法規，改善公共工程漏弊，當務之急。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建立善用公帑的心態，否則再完善的法律，亦是徒然，公共工程永遠走不出“夢魘”。

    夏  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