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早前，台灣一位藝人楊又穎，因身患憂鬱症，又遭受網絡言論霸凌，不堪壓力自殺身亡，連帶地掀起對網絡言論與網絡霸凌的反思，不但涉事的網站發出檢討的聲音，曾被批評的名人也紛紛跳出來譴責，對於網絡霸凌的立法聲浪開始湧現。然而，防範網絡霸凌立法，卻是一個難以實現的議題。

本澳對於限制互聯網言論的立法曾有過相關討論，2009年訂定的《打擊電腦犯罪法》中，對互聯網言論訂定「公開及詆毀罪」、「公然教唆犯罪」等罪名。事實上，《刑法典》中關於誹謗、侮辱、恐嚇等罪名早有明確規範，但「誹謗」與「網絡霸凌」又有所不同，對一個人的外表、行為、品行做出評論，可能不構成誹謗，卻會造成「霸凌」，言論尺度超過甚麼樣的標準算是「霸凌」呢？而引起當事人不快的言論，並不代表應該用法律來「制裁」，如果不能清楚的指出何謂「網絡霸凌」，而須依賴網絡執法者個人的判斷，勢必形成言論審查，《基本法》 所賦予的言論自由將遭受侵犯，落入更加危險的情境。

其實，網絡不過是載體，承載的是人性的善惡。曾名動上海的女星阮玲玉，25歲自殺身亡時留下一句「人言可畏」，當時雖沒有網絡，但十目所視、千夫所指，就算無病也死。昨日內地傳媒報道，一名罹患乙肝的女大生，不堪同學的疏遠與孤立，在宿舍內燒炭自殺，正值花樣之齡的生命就此終結。壓迫與歧視無處不在，網絡社會中人人既是觀眾，也是言說者，那些痛批網絡霸凌的言論，在別人眼中可能就是另一種霸凌。

相較於此，新聞媒體掌握公眾資源，對輿論應付出更大的責任，引用未經證實的說法、誤用圖文不符的圖片，儘管無惡意，卻能夠造成相關社群、人士的傷害，而受傷的社群、人士，卻未必擁有資源來澄清。傳媒依賴專業精神與道德來自律，網絡社會的網民，也應自視為媒體，下筆有責任。輿論場即是強者與弱者的角力場，以往由新聞媒體主導的輿論走向，由於傳媒的蒼白，主導權漸漸偏向網絡社群。網民自居弱者，對豪車大氅冷言冷語，傳媒也自居弱者，疲於應付網絡世代的衝擊。魯迅曾評論阮玲玉之死，「新聞的威力其實並未全盤墜地，它對甲無損，對乙卻會有傷；對強者它是弱者，但對弱者它卻還是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