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非針對西方國家金融機構

    在今年四月十五日，亞投行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主席、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表示，提交加入申請的國家，經過多邊徵求意見的程序後，共有57個國家正式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

    這些國家包括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5個常任國的其中4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34個成員國的其中18個、東盟的全部10個國家，以及西歐大部分國家，包括與美國最親密的盟友——英國。正因為美國一直表明反對亞投行成立，而這麼多美國新舊盟友卻不聽美國“勸喻”，選擇加入，此舉被視為中國在外交上的重大成就。

    當然，如果美國和日本這兩個全球第一及第三的經濟大國，以及7國集團(G7)的成員國、加拿大也同時選擇加入，將更加理想。

    經濟版圖已然巨變

    有些人認為中國之所以倡議成立亞投行，是因為對目前被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世界銀行的結構性改革缺乏進展感到失望。IMF及世銀（前身是國際復興開發銀行）這兩個機構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重建新的世界金融秩序而創立以美元為儲備貨幣、號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兩個國際金融支柱。這樣的安排，在二次大戰後，不但合理且實際，原因在於美國是當時唯一的一個無論在工業或經濟結構上仍然保持完整的世界大國，且支撐起全球接近一半的GDP，以及擁有全球2/3的黃金儲備。

    時移世易，七十年過去，雖然世界金融秩序並沒有改變，但全球經濟版圖已因金磚等國家及亞洲的崛起，發生巨大變化。可惜在現實當中，這些新崛起的經濟動力在國際金融機構的影響力，與它們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卻遠不成比例，例如金磚5國雖負起全球GDP的1/5，但它們在IMF祇共同擁有11%的投票權；中國單獨一國佔全球GDP的15.4%，在IMF亦祇擁有3.8%的投票權；印度雖佔全球GDP的5.4%，在IMF亦祇擁有稍多於2.3%的投票權。令情況更加惡化的是，雖然在24國集團(G24)內，經濟新崛起的成員不斷要求，且已獲得IMF及美國總統奧巴馬首肯，但美國國會遲遲未能通過有關規程改革，其中包括轉移更多投票權予新興經濟體。

    擬對抗亞洲再平衡

    有關中國對於這方面的感受，可在今年四月中，世銀／IMF的春季會議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針對IMF有關規程改革進度的談話中表露無遺。“對於IMF持有股份制度的改革，祇可以說是令人非常氣餒、不安及極度失望。”但現在已非常接近明年的美國總統及國會選舉，期望美國議員在這段期間作出任何可能被視為削弱美國在IMF的地位、角色、功能及影響力的決定，可以說是緣木求魚。

    也有人認為中國成立亞投行，用意在於對抗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直至目前，無論在外交、軍事或科技的力量上，中國與美國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這亦表示美國可盡量利用這些優勢，遊說、威迫或利誘亞洲國家，試圖阻止或最少拖慢中國步向進逼美國在世界舞台主導地位的步伐。

    市場潛力媲美美國

    另一方面，中國目前優勢在於它的經濟力量。中國不單擁有一個可能媲美美國甚或更大的龐大市場潛力，且擁有極為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國正不斷宣揚是個熱愛和平的國家。中國的海外投資，不單祇是為了中國的利益，亦是為了對方的福祉。

    不過，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令本已複雜的南海局勢更不安，美國非常熟練地利用誠如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所說的“中國恐懼症”。在今次亞投行招募創始成員國時，美國的新舊盟友反應如此熱烈，真的是中國在外交上的重大成就，或是其中有詐、濫收內奸、送羊入虎口？當然，時間可最終證明這些創始成員國是中國的真正夥伴或是披着羊皮的狼。

    撇開地緣政治、國際恩怨、陰謀論不談，雖然這些均可能是促成創立亞投行的次要理由。最主要的理由可能在習近平主席一三年十月首次倡議成立亞投行的談話中窺見端倪。當時習主席提出亞洲將需要龐大投資興建各式各樣的基礎設施——道路、鐵路，以至水電供應及電訊等項目。

    亞洲中產不斷膨脹

    這預測與一○年時由亞洲開發銀行(ADB)撰寫的一份報告相若。該報告估計在未來十年，亞洲將需投放約8萬億（美元，下同）在各項基建上。毋庸置疑，在世界經濟增長的競爭上，亞洲將勝出，成為下一個主要動力引擎。環球經濟已被○八至○九年的金融海嘯嚴重損毀，美國正是今次金融海嘯的始作俑者。且透過這次金融海嘯，顯示出自第二次大戰後建立的世界金融秩序正急切需要重整結構。

    一份由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編製的報告預測，全球中產階層的分佈在可見未來將會嚴重傾向亞太地區。該份報告指出，在○九年，54%即全球18.5億中產階層中，約有10億人口居住於北美洲及歐洲，只有28%處於亞洲。但到三○年，全球中產階層的數目估計約達48.8億，其中亞洲約佔32.3億或66%，美國及歐洲則由18%及36%分別跌至6.5%及14%。另外，在三○年，亞洲中產階層消費總額估計將由現時佔全球的23%升至59%。

    現存機構難支巨資

    雖然ADB與布魯金斯學會的報告，兩者並無一定關連，但可以想像如果亞洲真的引進上述龐大的基建項目與及相關投資，亞洲的中產階層數目將以何等速度急劇上升。中產階層是經濟增長的核心。

    從上述論據可得知亞洲將因為龐大基建項目而需要大量資金，但這個理由又是否表示真的迫切需要成立一間亞投行？現存的國際金融機構為何不可擔任同樣的角色？實際的原因是現存的國際金融機構，例如世銀和ADB兩者都缺乏應付未來亞洲基建投資所需的8萬億資金。

    世銀現時的資本為2,200億，借出款項為1,520億，但上述款項並不是全為亞洲而設。ADB的借出款項僅為530億，去年僅借出130億。雖然ADB曾承諾在一七至一八年會把此金額擴大至180億。相比之下，中國的外幣儲備則高達3.9萬億。

    同步提升配合發展

    中國雖擁有龐大的外幣儲備，但能否單憑這原因就有義務肩負起發展亞洲基建的龐大資金需求？倘有任何人有這樣的想法，實在是過分天真。同樣地，如果說中國因不滿現時世界金融體系的改革步伐未如理想而發起亞投行，還要承擔龐大外匯支出，這個說法亦未免太簡單了。

    現實的情況是，如果要某個國家肩負起這樣龐大的資金需求，就必須有實質、合理的回報，中國亦不例外。這樣的回報就是成功實現習近平主席所倡議的“一帶一路”經濟戰略理念，從而提升中國人民生活水平，大大縮窄內地的貧富差距。但中國未來的商貿發展，需要亞洲其他各國的基建同步提升及發展來配合，這些國家目前最欠缺的卻是資金。

    亞投行非政治工具

    另外，中國對外的直接投資亦遇到相當阻力，例如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的15億港口項目、墨西哥的44億高鐵項目，都因為貪腐問題、欠缺透明度和法律依據，以及政治理由等被暫時擱置。但若這些項目是由一個國際金融機構出資協助興建，因這些機構有國際認可的監管規程，內部監察相對嚴謹，故絕不會容許貪腐、欠缺透明度／法律依據的問題發生。

    至於政治風險，亦不必需要中國獨自承擔。因此，亞投行絕不是某一個國家的政治工具，而是實實在在地為亞洲基礎建設，甚至是為整個亞洲謀福祉的國際金融機構。

    鍾立雄暨經濟研究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