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導不是操控——中國在“亞投行”的角色

    五月卅一日刋登在《澳門日報》題為“主導不是操控——中國在亞投行的角色（上）”一文中，嘗試探討在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同時，中國可以如何在選址、委任行長、分配投票權的安排上，履行大國的責任和承擔。這篇文章中，將嘗試繼續更詳細地探討亞投行借貸時可以如何選擇不同的貨幣，和使用不同貨幣的利弊關係，以及亞投行提出的“精簡、廉潔、綠色（環保）(Lean, Clean & Green)”的核心理念，及其將來營運的方針與原則如何顯示出中國祇是主導而並非操控亞投行的運作。

    上文曾簡略提及國營的現代傳播創意文化旗下的《新視線》雜誌提出亞投行將來借予亞洲各國貸款所選用的貨幣，有3種選擇，亦即美元、人民幣或一籃子貨幣。借貸時選用哪種貨幣，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亞投行究竟是分類為投資或開發銀行。投資銀行要求借出的資金必須有一定和合理的回報；但開發銀行的目的是協助借貸者發展當地的經濟，故此，補助金或免息貸款通常是財務信貸協議的一部分。

    從其名稱觀之，亞投行的名稱祇有“投資”卻沒有“開發”的字句，亦因如此，亞投行大有可能祇投資在商業上有利可圖的基建項目，而不會如同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一樣，將削減貧困作為首要任務。取而代之的是，每當審批應否貸款給予某一項目時，保障本金及賺取合理回報反會被視為主要條件。

    穩貨幣降匯率風險

    另外，其中一個保障本金的辦法是借出較穩健的貨幣，例如美元或人民幣，把匯率風險由借貸一方承擔，以減低因外匯兌換率波動所引致的損失。

    不過，無論是債主或借貸者，基建項目可順利完成，對兩者都有好處。從借貸者國家的角度看，任何大型基建項目的財務信貸協議結構，必須考慮將來會以哪種貨幣作為收入的計價，例如一個為環球顧客而興建的港口項目，或會收取美元作為停泊費、手續費等；因此，借貸的國家借貸美元或以美元計價的貸款，將較為安心。反之，一個公路項目收取的費用必然是當地的貨幣，故此，借貸者將期望借貸當地貨幣計價的貸款，避免承受匯率風險。

    其次，大部分大型基建項目均涉及龐大資金，但在其生命周期初始的前數年，通常沒有或祇有甚少收入，故就借貸者利益而言，成本與貸款的貨幣計價最好可相若，最適合的選擇自然是當地貨幣莫屬。不言而喻，沿用這個原則將在一定程度上把匯率風險由借貸者轉介至債權人身上。在亞投行而言，雖然名義上是一家投資銀行，但為提高項目完成的成功率，亞投行是否願意承擔多一點匯率風險？

    精簡廉潔綠色理念

    另外，如果中國的市場經濟帶有社會主義特色，為甚麼由中國主導的亞投行，不能是一家投資但帶有開發銀行特色的金融機構？對中國而言，如果亞投行的成立章程可包含一些字句，反映前述特點，相信可彰顯出中國在變革求新、與時並進的前瞻視野。

    值得一談的是，今年四月在匯集商界和政界領導人的新加坡論壇上，現任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為亞投行塑造一個“精簡、廉潔、綠色（環保）”的口號，作為亞投行運作的核心理念。“精簡”表示亞投行將擺脫官僚主義與繁文縟節，注重提升效率；“廉潔”表示亞投行將會跟隨既定程序、已知條件，以及項目的成效來審定和批核亞洲基建項目的財務借貸及融資，杜絕貪腐。說到反貪腐，外間對亞投行其中一個憂慮是，這個由中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如何抵擋來自中國利益集團，特別是大型國企在爭取參與基建項目時的壓力。

    在同樣的問題上，可供參考的是一個由5家國際金融機構（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美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及發展銀行），在一○年共同簽訂的交叉制裁機制(Cross-Debarment Regime)，亦即倘其中一家銀行因貪腐、欺詐、脅迫、串通等行為而制裁一家公司、承包商、或供應商時，其餘4家銀行將不加考慮，同樣對這家公司或承包商／供應商執行制裁行動。

    反貪準則謹慎樂觀

    世界銀行副行長級負責機構廉政部門業務的齊默曼(S. Zimmermann)在今年五月中訪港時，被問到亞投行有否機會參與上述機制時表示，可參與上述交叉制裁機制的金融機構，必須有極高的反貪腐準則，才能獲得相互間的信任與信心。他指在目前而言，亞投行能否參與，尚需一個被形容為“信心的大躍進”，但他個人對亞投行能否訂定極高反貪腐準則一事上則抱謹慎樂觀的態度，表明仍需一段時間觀察亞投行將來在這方面的表現。

    核心理念中的“綠色”則表示亞投行將奉行環保理念，確保因新的基礎設施項目而遷徙的居民得到合理安置，且當地社區和國家將有機會從項目初期階段開始參與，和在整個生命周期均享有發言權；另外還要特別注重施工程序，確保項目完成後，周邊環境不被破壞之餘，還望得以改善。

    但在這核心理念上，是否應該加上“公平”二字？“公平”表示不偏不倚，確保沒有裙帶關係牽涉在內。在未來十年，亞洲的基礎建設預期需要8萬億（美元，下同）的投資，就算中國傾盡在過去三十餘年“死慳死抵”積聚下來的人民血汗錢——3.9萬億外匯儲備，也少於基建所需一半之數。

    重亞洲輕一帶一路

    亞投行資本原先預定為500億，隨後提升至1,000億，約亞洲基建所需數的1%。正因亞投行的資本相比發展亞洲基建需要的8萬億相距甚遠，故此適合亞投行投資的項目，在選擇上亦有所局限。這表示可能有些項目雖在商業上有利可圖，但仍不得不捨棄或拒絕。為了這緣故，當亞投行選擇投資項目時，中國會否運用影響力傾向選擇祇屬於“一帶一路”的項目，摒棄任何不屬於“一帶一路”的項目，就算這些項目是其他亞洲國家所迫切需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亞投行的冒起與未來的存在無可置疑與實現“一帶一路”的理念息息相關，但亞投行始終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重點在“亞洲”二字），而非“一帶一路”銀行。其次，雖然多邊開發銀行必然已訂下嚴謹的採購與租賃規程，但機構決策者／領導人自有其辦法確保事情依其意願而行，儘管表面上充斥着要竭盡全力幫助接受資助國家的聲音，但當地社會在實際上獲得批核與項目有關的合約機會甚微。

    以由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為例，由一九六六至二○一三年期間，銀行本身獲批核188,780張與投資在越南項目相關的承包商和供應商合約；越南則僅得8,477張合約，共值33億，僅佔總額1,200億的2.7%。與此相比，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將來在審批基建項目時，在鼓勵使用當地資源方面，可採取公平態度，對於證明中國並非利用亞投行純為自身利益這一點上，大大提供有說服力的論據。

    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本小組在兩文中的提議，無論是否迫在眉睫或影響未來，以及這些提議會否全部或祇有部分被亞投行採納，都祇不過是純學術性的紙上談兵。若亞投行最後變成一個憑藉資助亞洲基建發展、減少亞洲區內貧困的國際金融機構，作為人類的一分子，自當感激。進一步來說，若這結果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中國的倡議、努力及推動，作為中國人，感到驕傲與自豪。但亞投行的基礎運作範式，是市場經濟為主導，結果往往比過程和手段重要。

    誠如偉大的總設計師、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的名句：“不管黑貓或是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同樣地，不管亞投行是“投資”或“開發”銀行，亦不管它是中國“主導”或是“操控”，祇要亞投行可改善亞洲的基建，更因此改進亞洲區內人民生活水平，亞投行無疑就是鄧伯伯所說的“好貓”。

    （下）

    鍾立雄暨經濟研究小組